伦理相对主义割裂了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主观性与客观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过于夸大道德的特殊性、主观性、多样性、相对性，而忽视了道德本有的普遍性、客观性、统一性和绝对性。对经验、事实进行简单的、静态的分析归纳，没有从动态的、历史的、实践的观点去考虑问题。伦理相对主义确实没有看到，在极其多样甚或变化无常的道德规范、道德观念背后存在的道德的共同性与规律性，遮蔽了道德体系内部多种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道德与外部各因素之间的普遍联系，陷入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

辩证地历史地考察道德现象，我们就能看到：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才是道德的不竭源泉。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观性与客观性、多样性和统一性、绝对性和相对性都是从人类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的生产实践与生活实践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动态的、辩证的发展过程，人类生产实践与生活实践的动态发展决定了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观性和客观性、多样性和统一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历史与现实的统一。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调节其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原则，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但从根本来看，当社会的生产活动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质的改变或根本性的发展时，道德就必然要与之相适应而发生改变，旧的、不适应新的生产与生活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就退出社会道德生活的舞台，与新的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就应运而生。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相互联系的紧密性、人们相互交往的生活实践的密切性产生了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客观性、统一性和绝对性，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相互联系的松散性(生产组织的小规模、区域性、生产协作和相互依赖的松散，等等)、人们相互交往的生活实践的松散性(群体的多样性、独立性、多层次性等)产生了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的特殊性、主观性、多样性和相对性。根据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的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这两种生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人类道德的影响是不同的。当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时，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口生产对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制度发挥了直接的支配的绝对作用，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时，人类自身的生产就更多地受到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制约，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支配和决定了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制度。当然，物质生产进步的缓慢、物质生产规模的狭小、生产各环节联系的松散并不必然导致道德相对性的凸显和对道德相对性的强调，甚至可能出现对道德绝对性的强调。由于在这种物质生产力水平下，社会的生存更多地依赖于人类自身的生产，更多地依赖于人们生活交往的密切性，社会的稳定和生存更多地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相互关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甚至可能出现对道德普遍性、不变性和绝对性的强调。例如，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缓慢，社会物质生产各环节之间联系松散，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突破血缘群体的限制，社会的生存迫切需要人际关系的稳定有序，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反而使着眼于一般人际关系的普遍性、稳定不变性和绝对性的道德体系得到张扬。一般而言，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发达程度决定了道德的普遍性一面的发展程度。但道德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观性和客观性、多样性和统一性、绝对性与相对性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并不必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有可能呈现出道德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观性和客观性、多样性和统一性、绝对性与相对性双方共同增长的局面。一方面，随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在广度上的不断拓展，不同的地区、民族和国家被纳入到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社会对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客观性、统一性、绝对性的要求就不断增强，从理论上、逻辑上说，这就为伦理绝对主义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当今对普世伦理的呼唤即是证明;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在深度上的不断开拓，社会分工不断细化，整个生产与再生产的链条不断延伸，致使个体在生活实践上的独立性、自由度不但加强，每一个体对个别的、具体的社会组织的依赖性不断降低，这又导致了人们对道德的特殊性、主观性、多样性和相对性的要求，在理论上、逻辑上为伦理相对主义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现实基础。

2、实践层面的局限

伦理相对主义在社会道德生活的实践中容易引发道德冲突或道德危机。在伦理相对主义的范围内，由于不同的思想家对伦理的相对性从不同方面和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夸大，有的甚至使之走向极端。人的思想、观念总是要表现在其外部的行为上，伦理相对主义者既然在理论上强调道德的特殊性、相对性，那么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就会强调各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道德的特殊性、相对性，主张不同的社会群体(团体)，包括不同的职业和生产行业、不同的阶层和阶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形态的道德都是相互不同的，各自的道德规范都适合各自的特定情况，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坚持它们各自现有道德的合理性，把道德当作固定不变的东西。当这些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相互接触、相互交往的时候，它们在道德上难免产生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在伦理相对主义者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解决的，似乎这些道德冲突也是永恒不变的。伦理相对主义为道德实践中的任性、个人主义提供理论辩护，可能造成不同个人、不同社会群体我行我素、各自为政的局面，不利于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的形成。

极端的伦理相对主义者往往在实际生活中流于诡辩，陷入道德虚无主义。极端的伦理相对主义者对世界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区、文化、社会形态、阶层和阶级、职业等表现出的道德多样性和相对性感到迷茫，对人类道德的普遍性、共同性丧失信心，以致把道德看作完全主观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在行为中我行我素，甚至对一般伦理相对主义者所主张的“相对的道德”也表现出反感和逆反的态度，想怎样就怎样，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约束人的行为。人是完全的绝对的自由存在，约束和指导人的行为的道德是不存在的。伦理相对主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它使得站在某一社会(民族或文化)之外对该社会(民族或文化)中的行为所作的道德判断(道德评价)失去意义，这样就消解了伦理中本有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因素，使人类道德在社会生产实践和生活交往不断扩大、加深和融合的现实条件下走向普世伦理的趋势失去可能。“倘若道德的正确性和错误性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那么，建立普遍的伦理学体系似乎成了无法达到的理想。”伦理相对主义认为在道德领域不存在客观的、正确的陈述，这种相对主义易使人追求非理性的价值体系甚至彻底的虚无主义。

三、伦理相对主义对我们的启示

纵观西方伦理相对主义的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各民族各地区在不同时代的道德生活的多样化现实，西方伦理相对主义还是能够给予我们诸多的启示和借鉴。

我们可以看到，伦理相对主义决非一无是处。伦理相对主义的错误在于把道德的相对性或伦理的相对性予以片面地夸大，只要我们使伦理相对主义回复到其原有的范围，我们就能够继承和发扬其合理的内容。伦理相对主义的合理性在于它充分揭示了道德中的相对性成分，这种相对性既可能是规范层面的，又可能是原则层面的和体系层面的;既可能是心理层面的，又可能是文化层面的。伦理相对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合理性表现在经验性与综合性，坚持从具体的生活经验出发，在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抽象时看到了道德生活经验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伦理相对主义有利于培养个体和群体的道德自由。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道德选择的自由具有反对传统的道德权威和道德专制的意义。在现代社会里，就个体和不同的群体而言，道德自由为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道德发展目标。现在，我们不能再要求个人或各个群体的道德水平、道德目标整齐划一，都达到理想的圣人的道德境界或既定社会最高的道德境界，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的。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群体都有各自不同的道德偏好，只要是有益于社会和他人，我们应当允许这些多样化的道德偏好并给予鼓励。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群体而言，道德的自由选择不是无限制的、绝对的，道德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社会或文化既有的伦理体系所能允许和接受的范围内。

伦理相对主义能够使我们采取开放的、灵活的态度。伦理相对主义至少告诉我们应当接受这一事实：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信念，而且每个社会的道德信念都深受其文化的影响。伦理相对主义鼓励我们探索那与我们有别的道德信念的理由，并促使我们审视我们自身所拥有的道德信念和价值观的理由。这使我们能够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而不是盲目地拒斥其他伦理体系或外来文化。彼得·温奇认为：“为了理解和解释异域的或原始的社会，我们不仅不得不把我们的成见搁置起来，而且还不得不终止使用我们自己的西方规范和合理性标准。我们可能遇到与我们的规范不一致或不可比的信仰和行为的合理性规范。”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人所具有的既有的立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正是在这种不可摆脱的思想视域中，我们才能达成对一切事物的创造性理解;在特定立场上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通过这种理解，我们才能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可能熟视无睹的那些成见达到深刻的、富于批判性的理解。

伦理相对主义有助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形成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和相互宽容的氛围。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信念，而且每个社会的道德信念都深受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都不能摆脱其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应在面对和接受这一现实的基础上，尊重各个民族和不同社会各自的道德选择和道德传统。对人类道德生活的历史相对性的充分认识有助于促进相互理解，相互理解的加深促进相互宽容。“宽容是我们这个多种族、多民族、多元化的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这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拥有非常不同的价值、宗教和习惯，为了能够和平相处，我们对这些差异的宽容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有些行为与我们的行为截然不同，并且与我们所认为的正当的东西相差甚远，但我们仍要强迫自己对这些行为保持宽容(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它们)……”主张理解和宽容，决不意味着抛弃本民族和自己社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主导。

伦理相对主义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多元化的视野。当今世界，文化的多元并存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同文化之间在道德上的差异决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各行其是。伦理相对主义对人类道德生活的历史相对性的充分认识有助于促进相互理解，相互理解的加深促进相互宽容，从而为我们增进道德共识、和谐共处提供思想支持。伦理相对主义，特别是文化论的伦理相对主义，有助于我们抵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首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愈益将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纳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一体化，西方国家在文化上也取得了主导或支配的地位，对其他国家或民族实行文化的渗透甚至霸权主义的文化侵略。按照伦理相对主义的理论观念，西方文化、西方的伦理和价值观念，是西方各个民族、社会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不能超出西方文化的范围。西方文化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处于平等的地位。

伦理相对主义能够为世界普遍伦理(普世伦理)的形成做出有益的贡献。伦理相对主义强调和尊重事实、经验和历史，这是其可取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人类走向大同的必然趋势。世界普遍伦理的形成，应当是西方文化(伦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伦理)在平等基础上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结果;决不能把西方现有的文化及其道德直接作为世界普遍伦理的内容。伦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要求各个民族与社会共同体相互学习，增进共识，为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形成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道德蕴涵了道德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特殊的文化形态同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文化是属于人类全体的，不应有东西泾渭分明的对峙。每个民族的创造与发明，虽是克服各自环境挑战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不应只是个别社群的专利，而应供全人类所共享。”任何文化固然具有相对性，其伦理的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但个别、特殊的东西中同时即蕴涵了一般的、普遍的内容，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同时也具有着普遍的内容，正如我们所常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作为特定文化之一部分的伦理体系，在其相对的性质之中蕴涵着绝对的、普遍的成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从而能够对现当代的“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的建设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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