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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韩非子的人性管理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儒家强调人的地位，主张以礼教伦常治国。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并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其对人性的根本看法都是以假设人性先天具有道德，也就是善恶性为前提，并由此产生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儒家看来，君主要德才兼备，而臣子要在其位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不能逾越其位。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宪问》)等很好的诠释了这点。而韩非子所处之时正是诸侯列国纷争，时局十分动荡。因此其虽师承荀子，但他主张与孟子根本对立的性恶论，正所谓：“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韩非子子•外储说左上》)，韩非子认为人天生就是自利的。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矣。……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韩非子子•八经》)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春秋战国，韩非子提出君主要治理好天下，首先必须要掌握好人的性情趋向，并利用这种人性特点制定出强有力的法治制度，而臣下也必须遵纪守法。在韩非子眼里，人生来就是好利恶害的，一切人际关系的活动都有着背后的目的—自利，即使是父子，夫妻关系也是如此。韩非子在《备内》中就指出：“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韩非子认为夫妻之情是自为自利，只要是有利于自己，即使是陌生人也可以相处甚欢;相反，如果是危害到自己的利益，那么，即使是夫妻也是可以成为敌人。

综前所述，韩非子认为人做事都是被利益以及对物质的欲望所驱使，那么就可以对人的这一特性加以利用，以便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这为韩非子的人性管理思想的形成提供必然性的基础。也就是说，韩非子的管理认识论是基于对管理对象的人性趋向充分掌握，并由此设计出一套较强针对性和实用性的管理方法，奖赏结合，已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因此赏罚被看作是君主管理臣下的方法，由此提出：“明主所导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子•二柄》)

韩非子认为君主要想使用有才能有功劳的人，就要给他们丰厚的俸禄以及适当的职位，这样有才能的人就会有动力并发挥自己的才能。做到“官贤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是以贤者不能诬能以事其主，有功者乐进其业，故事成功立。”臣民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发挥自己的才能，不会选择放弃也不会选择懈怠，这样国家也有了贤能的人才，为其不断发展壮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有才能的臣民也不会因为贵贱而不能发挥自己的所长。虽然我们反对将人的本性界定为自利，但不可否认，人性中的确存在着自利的因素，承认这一现实，意味着承认人们要求自己正当利益的愿望是合理的，同时也意味着承认人们在实现利益的权利上是平等的。这就是说，个人在主张自己利益的同时，必须认同别人的利益;个人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同时满足别人的愿意。这样的管理方式有利于加强君主的统治能力，使得群臣各居其位，各谋其职。

韩非子认为君主对于触犯法令的必须严刑重罚，因为轻刑不会对臣民其警示作用，只有重罚才能使臣民检点自己的行为，远离犯罪。他说：“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刑者，民之所恶也。古至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没有所恶，以防其奸。”(《韩非子子•奸劫弑臣》)可以看出韩非子主张重罚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施人重罚，而是希望通过重罚以使臣民不敢犯罪，以起到警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