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跨境并购中的中国企业家特点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国企业家们对于国门之外的世界的理解也是逐步积累和加深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企业家对外界的了解。然而，大部分中国企业家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其经营理念主要成型于中国市场，对于如何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和并购、如何运营和管理一家国际化的公司，所知仍然相当有限，面临一个艰苦的学习过程。

但是，中国企业家们所具有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学习能力。中国过去的三十年是急剧变化的三十年。这段时间里，从经济体制到市场环境，从经济发展程度到技术水平，中国经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脱颖而出，需要有强大的学习能力。

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发展，许多中国的成功企业都经历了一个从卑微起点迅速成长起来的传奇故事。这样的历程造就了许多中国企业家乐观和敢想敢干的作风。由于环境多变，在中国市场上成功，还需要敏锐地捕捉机会的能力，以及根据环境的变化快速决策和调整的灵活性。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家可以媲美世界上最精明的商人。另一方面，环境的多变和模糊性又使得详细的计划和可行性分析缺乏准确的数据，快速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直觉判断，从而造成了中国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机会主义倾向严重、决策主观性强的特点。在实践中，经常可以看见中国企业家在海外做巨额投资前，没有进行任何严谨的论证分析，对决策所应有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缺乏认识，导致严重损失。

由于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巨大作用，作为一家中国企业最关键的能力是体制博弈能力，包括获取政府支持的能力。这种能力可能来自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如国有企业)，也可能来自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或者来自企业家本人营造的网络。在中国，在权力关系上的投资往往有最为丰厚的回报;与此相比，投资于创新的回报可能远为逊色。于是，中国企业家往往有太多钻营者的精明，而少了点创新者的理想和激情，有太多对权力的攀附，而少了对市场和顾客的敬畏。各行各业的中国企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纷纷进入房地产业，也正是因为房地产行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是将体制博弈能力货币化的最自然途径。但是，这种体制博弈能力并不是创造力或生产力，也无法形成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这样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如果进行跨境并购和交易后的整合，在底蕴和积淀上很可能有所不足，一些行为习惯和模式甚至可能成为有效跨国经营和管理的障碍。

中国市场的另一特点是法制化程度较低，许多法律法规较为模糊，执行不严，执行中灵活掌握的空间较大。中国企业体制博弈能力中另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游走于法律法规之间、寻找最大利益空间的能力。许多中国企业并不去严格遵守税收、环保、劳动等方面的法规，而是希望通过各种手段规避严格守法所导致的成本，一旦出现问题再想办法“搞定”。不少中国企业把这种行为模式带到了他们的海外投资中，埋下了风险的种子。

相反，与法制化程度相关的是契约精神。与成熟市场相比，中国的市场参与者和司法体制对契约尊重较弱，中国企业家的行为更多地带有传统的熟人社会的特性，从寻找商业机会到控制风险都更多地依靠关系网络。

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十年，也是改革的三十年，是中国企业家不断冲击和突破体制桎梏的三十年。敢于挑战制度和法律，敢为天下先，曾是商业成功的最佳路径。中国的制度和法律确实曾包含许多不合理的因素(比如曾经极为重要的“投机倒把罪”)，但企业家们的这种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也养成了对制度和法律的蔑视。再加上社会上普遍的道德模糊化和功利主义倾向，有些中国企业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对道德底线的忽略。

中国政府的市场干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还表现在企业对规模的追求上。政府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给予大型企业各种有形无形的优惠，企业自然有规模扩张的强烈冲动。国内市场上的投资和并购有很大部分由政府主导，其目的是产业整合、规模扩张、挽救亏损企业等;投资方的直接商业回报往往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详细的可行性分析就失去意义了。中国企业在国内的这种操作模式，必然会影响它们的海外投资和并购行为。

中国公司强烈扩张冲动的另一个根源是对股东利益和回报重视不够。现代公司治理观念在中国的历史还很短，远没有深入人心，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也还很不充分。而且，许多中国企业的管理层在企业中的持股并不高，存在潜在的“代理人”问题。在中国股市上，以圈钱为主、漠视股东利益的做法仍屡见不鲜。这些问题都可能折射到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和并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