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法的政治基础拷辨

法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但经济法并没有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经济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近产生的部门法。除了市场经济条件外，还与国家职能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在法产生的一般政治基础上，以市民社会为契机，实现了国家从政治国家向经济国家和宪政国家的转型，这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基础。

1、市民社会

所谓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从现代意义角度来看，是指独立于政治国家以外，社会成员在不受国家不当干预的前提下，自由、自愿、充分和自主地开展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市民社会的概念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不同于中国本土意义上的“民间社会”.而在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西塞罗等著作，及其后来的康德等西方学者，往往是从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即指国家意义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很显然，当时所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没有发生分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学者开始从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角度去理解市民社会。黑格尔首当其冲。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后来，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眼中的“市民社会”特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关系。不管马克思对此如何评价，但有一点可以看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市民社会也正是建立在商品经济也就是后来称之为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

当代西方学者诸如哈贝马斯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市民社会的概念。普遍的观点认为，市民社会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一种社会存在，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保证社会的独立存在，不受国家的干扰，从而可以保证社会成员的充分自主性，包括但不限于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和成立社会组织的自由。总之，社会成员能够独立地开展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种活动，而不受国家的不当干预，从而体现了私人的高度自治。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折射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们的政治权利诉求。市民社会的孕育程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一个政治国家控制于人们工作、生活的社会中，也就是在一个集权国家中，很难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就很难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及其法治。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些国家，由于国家的异化，以至于国家对抗社会，从而把市民社会淹没在政治国家之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国家权力支配的社会。[3]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曾被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社会却被后来的教条主义者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得以重演，使社会主义国家的集权主义有过之而不及。这就不难理解集权国家为何无法治化或法治化程度很低。

而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往往又与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相伴随的，缺乏商品经济的土壤。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因此，市民社会的构建从其直接措施来看，需要政治国家不必要的干预退出社会领域，实现国家职能的转型。但从其深层次根源来看，则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只有市民社会的构建，才为法及其经济法的发展以及法治化进程提供可能性。

从经济法生成来看，由于人们对市民社会理解的差异，因而关于市民社会与经济法的关系理解也有差异。史际春教授等人认为，在19世纪中叶，市民社会就因生产力和社会化的发展，连同私法一起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经济危机接连爆发，人们不得不忍受垄断的恶果，于是“国家之手”逐渐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经济国家和经济法就在市民社会的理想破灭时应运而生。[4]郑少华教授认为，市民社会的危机所衍生出的社团以社会法作为自己的规则，有力地弥补了私法之不足，形成了包含经济法在内的法律体系。[5]吕忠梅教授等人认为，市民社会经济运行的不足需要政府干预，而政府干预又产生对政府干预的必要，于是经济法就成为市民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的法律调控机制。[6] 等等。但不管如何，学界普遍认为经济法产生于市民社会。对此，国外学者也表达了相同或类似观点，比如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趋于成熟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趋于一致的结果。[7]笔者以为，市民社会的不足催生了经济法，但绝不意味着经济法的产生是对市民社会的否定；经济法恰恰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并对市民社会的一种超越。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经济法。因为，只有市民社会，才有市场经济的存在，也才有可能实现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职能的转型。

然而，从我国来看，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成熟，仍受到计划经济阴影的影响，以及国家职能尚未彻底转型，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依然严重。因此，市民社会还不成熟。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不是简单地考虑市民社会的不足及其对市民社会的超越，而更多地首先考虑到市民社会的培育。这是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