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经济国家

当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大行其道时，必然极大地扼杀了市民社会，限制了公民的权利诉求。深受其害的人们必然渴求市民社会的来临，而在这过程中，又容易出现极端现象，出现无政府主义思潮。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则出现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强调干预愈少的政府，就是愈好的政府。这就是所谓的“夜警国家”.而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并非万能的，也存在市场失灵问题，从而表现出市民社会的不足。

如果说，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无法或难以产生私法的发达及其法治化进程。那么，“夜警国家”也无法或难以弥补市民社会的不足，从法律层面来看，就是现有的民商法体系面对市民社会的不足所表现出的力不从心。因此，市民社会固然不需要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但也不是说不需要国家。市民社会的不足需要的是国家职能的转型，即从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以及“夜警国家”向经济国家的转变。

所谓经济国家，是指国家内生于经济中，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积极发挥国家适度地调控经济的职能，以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由此可见，经济国家既不同于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也不同于“夜警国家”.经济国家要求“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8]

在实践法学的视野中，法律不能过分地干预生活世界，要为生活世界留下更大的自由空间，以保证人们充分的自由。[9]以弥补市场失灵为目标的经济法即是如此，从而决定了生成经济法土壤的“国家”就是一种经济国家。当然，也有学者将之称为福利国家、积极国家等。这是经济法产生的重要政治基础。对此，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史际春教授等人认为，从国家与社会握手的那一刻开始，国家就从与市民社会对立的“政治国家”发展为“经济国家”.经济法正是经济国家的衍生物。[10]单飞跃教授认为，经济法是政治国家向经济国家转化的法形式。[11]陈乃新教授认为，与经济法相应的国家形态是经济国家。经济国家在本质上是经济的，是受成本效益规律的支配，并且与物质利益的创造直接相关。[12]等等。

从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来看，人们在前人不断试错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已不满足于国家公权力面对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作用，而是发挥国家公权力的积极作用，以尽可能减少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及其危害程度。从法律功能层面上来看，这正是经济法所应担当的使命，从而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与预防性功能。从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史足以验证。比如美国的《克莱顿法》改变了《谢尔曼法》的事后控制原则，采用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相结合原则，并侧重事先控制原则。美国后来的反垄断立法又进一步补充了《克莱顿法》，建立了企业合并事先强制申报制度等。[13]这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世界各国发展趋势。

然而，从中国来看，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缺乏商品经济土壤，以及长期以来存在的中央集权国家，决定了中国一直缺乏市民社会的基础，因而也就无所谓“夜警国家”的现象。这恰是中国等后发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路径差异。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决定了不能简单地重走西方发达国家老路，意味着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构建市民社会的同时，就要实现国家职能从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向经济国家的转型。而在这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既要职能转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实现“国退民进”,还权于民，发展市场经济和构建市民社会；又要实现“经济国家”职能，积极适度调控经济，以弥补市场机制及其市民社会之不足。政府权力的“进”与“退”二者之间在中国传统思维惯性和“官本位”意识下，有时显得二律背反，从而导致政府权力该退出的没有退出，不该退出的却退出。这恰是中国改革的难点所在。从法律层面而言，也恰是中国经济法困境所在之一，中国经济法理应担当此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