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折中论的出现一组织说

（一）学说{26}

1．真实损害说。这是德国学者奥特曼(Oertmann）于1901年提出的。奥特曼(Oertmann)感到差额说难以支持回复原状的诉求，并且常常带来损益相抵的不当适用，于是，他便另辟蹊径，提出损害不仅仅指被害人财产总额的减少，相反的，被害人所有物被剥夺、毁损以及身体所受伤害本身也是损害，而且是“真实的损害”。这种真实的损害和通过差额说算出的损害都是损害观念的组成部分。

2．直接损害说。德国学者诺伊勒（Neuner）于1931年提出直接损害说，以求解决差额说不能完满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诺伊勒（Neuner）看来，因侵权行为发生的损害就是侵权行为直接作用的标的物的毁损灭失。这种毁损灭失作为“直接损害”，是无论如何都要依据客观价值获得赔偿的。因标的物的毁损灭失而给受害人带来的其他损害，被称为“间接损害”，它仍然得用差额说算出，也同样应获赔偿。

3．组织损害说。为消除差额说面对假设因果关系问题的理论尴尬，德国著名法学家拉伦兹（Larenz）于1950年后提出了组织损害说。拉伦兹认为，民法上的损害赔偿的目的就在于填补赔偿权利人财产上所受的损害，而民法又规定回复原状优先于金钱赔偿，也即个别财产受损害时，其回复原状居于首要地位，被害人整体财产的保护则居于次要地位。既然这样，一个特定物体遭遇损害时，这个直接损害就是损害赔偿的最低额度，它在任何情形下都应获得填补。但若不是一特定物体受损而是整体财产受损，则判断损害的存在、大小还是要借助差额说来进行。

4．客观损害说。奥地利学者Bydlinski认为，加害行为的结果就是权利或利益被侵害，这种侵害必须依据权利或法益的客观价值来计算。因为被害权利，对于所有人民都具有平均相等的价值基础，也就是某种法益，对于一般人，均具有平均、正常的通常价值。但他也指出，被侵害法益的客观价值，仅为损害赔偿的最少限度数额，被害人主张超越客观损害以外的损害时，被害人的特别关系，也是应当考虑的{27}

（二）特点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主张组织说的学者们在用语、目的等方面都有不同，如有的使用“真实损害”，有的使用“直接损害”，有的是为了解决损益相抵问题，有的则是为了解决假设因果关系问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上述诸等学说能被统一冠名为“组织说”，还是因为其具有两大共同特点：第一，加害行为所致特定物体本身发生的毁损、灭失、被剥夺等也是损害。这种被统一称之为“客观损害”的损害与“财产总额的减少”共同组成法律上的损害概念。“损害一观念，乃由客观损害之成分及其他整体财产上所受损害之成分所组织而成。客观损害应客观估定之并应于任何情形下予以填补，易言之，纵使赔偿权利人就该特定被毁损物体所有之利益小于客观价值，赔偿权利人仍得请求赔偿客观价值。”{28}第二，所有的组织说分支学说都不彻底抛弃差额说，都认为：“二财产状况所发生之差额，仍得获得赔偿，但其赔偿在损害之观念中位居次要地位，且以其差额大于客观损害为前提。财产差额若小于客观损害，则损害即等于客观损害，利益说乃不发生作用。”{29}

（三）是非

组织说确实破解了差额说面临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难题。采用组织说，回复原状的要求理所当然地应该得以满足；组织说所认定的客观损害于任何情形下都必须得到赔偿，形成了对受害人保护的最低门槛，更能慰藉普通民众的法律感情，也摆脱了假设因果关系、损益相抵缺失等问题的纠缠。德国法上其后还出现了若干为组织说进行理论奠基的学说，其中之一就是“权利继续作用说”—“损害赔偿法除填补损害之目的外，尚具有所谓权利继续（Rechtsfortsetzung）的功能，即权益受侵害时，损害赔偿请求权使被害人取得该被侵害权益的价值内容，以该权益的客观（交易价值）作为应予赔偿的最低损害。”{30}借助权利的客观价值来为组织说认定的客观损害进行辩护，确实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权利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利益而成为权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权利内含的价值被确定化、客观化了，只有这样，权利才能为世人所明知，才能要求他人予以应有的尊重和注意。毫无疑问，立法者之所以给予债权人以收回自己财产的权利，给所有权人以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就因为他推定一个债权人照例对收回其财产是有利的，而所有权人的利益按例就是别人不应干涉他对其财产的处分。立法者推定人们在某些条件下有某些利益，而他想要保护其中某些利益。{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