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如杜要忠：“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程序规则及借鉴”，载《证券市场导报》2002年第7期，提出应在中国大陆试行证券集团诉讼，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集团诉讼单行法或在大陆民诉法中制订单行规则，并根据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框架具体设计了操作方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事诉讼法典的修改与完善”课题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五章第四节(执笔人刘在学)，建议参考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全面引进集团诉讼当事人“视为同意参加诉讼”(Opt-in)的制度。

[5]如胡永庆：“证券集团纠纷诉讼制度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4期，认为融合现有共同诉讼的理论基础，吸收美国集团诉讼模式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的合理内核，对大陆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适度扩张，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章武生：“论群体性纠纷的解决机制-美国集团诉讼的分析和借鉴”，《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认为目前大陆由大规模侵权行为引发的群体性纠纷中，侵权行为并未得到及时制止，受害人的权益也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要改变这种状况，除通过多元化的社会综合治理等方式预防和化解群体纠纷外，结合中国国情，借鉴美国式的集团诉讼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汤维建、陈巍：“缝隙策略：我国集团诉讼制度的移植路径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期，主张鉴于大陆司法能力不足，也为避免集团诉讼的固有弊端，集团诉讼在引入之初应受到严格限制，随着社会发展和司法能力的提高而渐进地发挥其功效;汤维建等：《群体性纠纷诉讼解决机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 - 323页，对中国式集团诉讼的制度设计提出初步构想。

[6]Edward F. Sherman, Group Litigation Under Foreign Legal Systems: Variations and Alternatives To American Class Actions, Symposium: Export/Import: American Civil Justice in a Global Context, 52 DePaul L. Rev. 401，401(2002).

[7]汤欣：“私人诉讼与公司治理”，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115页。

[8]耿利航：“群体诉讼与司法局限性-以证券欺诈民事集团诉讼为例”，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

[9]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10]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 -451页。

[11]现行法上的民事现任条款均以“赔偿”为中心(《证券法》第69条、76条3款、77条2款、79条2款、171条、173条、190条、191条、210条、214条)，相关司法解释用于解决赔偿责任及相关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受害投资者及其律师也均以求得赔偿作为首要的诉讼目的。

[12]浩民：“为证券市场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谈《规定》理解与适用”，载《中国证券报》2003年1月10日。

[13]如德国法上所称的团体诉讼(Verbandskiage)，是由某一法人团体或经认可的机构为维护公共利益，依法律规定在特定事件中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不作为诉讼。团体诉讼与集团诉讼或选定当事人制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团体诉讼的制度目的系为维护公益或集团性利益(如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环境的保护)，而非当事人个别请求权的合并;团体诉讼的程序上当事人所欲请求保护者系公益或集团性利益，而在集团诉讼的程序上当事人所欲请求保护者为各构成员(诉讼外实体权利人)的个别利益。虽然不作为诉讼并非团体诉讼的根本特征，但该种诉讼的各国实践中，德国已如上述，传统上法国法院命令给付的赔偿金额通常仅为象征性的1法郎;希腊消费者团体诉讼中的损害赔偿请求，其“损害”也不涉及消费者个别实质上所受的损害，而是消费者集团利益的抽象损害。参见沈冠伶：“示范诉讼契约之研究”，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3卷第6期(2003年)。

[14]欧盟经济区各国的金融争议调解机制概览，参见Financial Dispute ResolutionNetwork, Members of FIN-NET,http://ec. europa. eu/internal_market/fin-net/members-en.htm,2010年10月6日最后访问。其中英国的金融争议调解服务(the Financial OmbudsmanService (FOS))具有程序平易、费用低廉、启动机制强制、注重解决方案的整体公平等显著特点，参见Cory Alpert,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Securities Regul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5 B. Y. U. Int’l L.&Mgmt. Rev. 75, 86 - 98 (2008) ,实践运作极为高效，如在2005 -2008的三个年度中，每年处理完结的案件均在10万宗左右，其中调解结案的比例均在90%以上，参见P. E. Morris,The 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and the Hunt Review: Continuing Evolution in DisputeResolution, J. B. L. 2008, 8, 785 - 808, at 789。但FOS主要适用于金融消费者与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特许人士或机构”( authorized persons)之间的争议，与公开发行公司本身并无关联。 FOS的官方主页亲民、简洁，参见http://www. financial - ombudsman. org.uk,2010年11月23日最后访问。

[15]如美国根据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Act)设立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A)，英国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inancial Servicesand Markets Act)设立的“金融服务补偿机制”( Financial Services Compensation Scheme,“FSCS”)。

[16]檀木林：“保护弱者依靠团队的力量-记‘三九医药’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载《中国证券报》2006年11月9日;徐畅:“ST科龙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载《中国证券报》2009年6月11日;宋一欣：“东方电子维权故事(下)”，载《中国证券报》2006年12月17日。根据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共同诉讼案件问题的通知》(法[2005]270号)，“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受理法院认为不宜作为共同诉讼受理的，可分别受理”。

[17]宋一欣：“‘实验性诉讼’法值得借鉴”，载《中国证券报》2006年12月14日。

[18]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中的共同问题，如：复杂案件的管辖法院、诉讼时效如何判断?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时，虚假陈述违法行为的“揭露日”或“更正日”如何确定?“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及其对于投资者损失的影响如何判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如何具体落实?

[19]具体案件中的个体问题，如：原告的损害与发行人的信息公开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损害数额如何具体算定?

[20]如台湾地区学者即认为，通过对于台湾地区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由法院依职权择定的示范诉讼所能发挥的诉讼经济作用(如助益后诉讼程序的迅速终结，减少证据调查上劳力、时间、费用的支出等)，可说是有其界限，应当考虑就示范诉讼与后诉讼间的关联在立法上予以明文规范。参见沈冠伶：“示范诉讼契约之研究”，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3卷第6期(2003年)。

[21]事实上早在特别立法颁布之前，已有德国学者主张，示范诉讼得补充德国法上团体诉讼(Verbandsklage)制度之不足，在未引入集体诉讼(Gruppenverfahren，相当于美国的class action)制度前，得经由示范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并宜参酌德国行政诉讼法第93条之1有关示范诉讼的立法，在民事诉讼法上进行明确规定。参见沈冠伶：“示范诉讼契约之研究”，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3卷第6期(2003年)。

[22]投资者示范诉讼法的英文官方译本，载于德国司法部网站, http：//www. bmj.bund. de/enid/25a22f63ed37aac74890c815925645de, 5ceceie6575657375636865092d0931/ Corporate_Governance/Capital_Markets_Test_Case_Act_CMTCA_1gl. html,2009年10月2日最后访问。对于该法的具体分析，参见沈冠伶：“从德国‘投资人示范诉讼’之新制再论‘追加选定当事人’制度”，载《迈入二十一世纪之民事法学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62 -185页;姜炳俊：“德国投资人示范诉讼新制”，载《迈入二十一世纪之民事法学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50-160页;Michael Sturner, Model Case Proceedings inthe Capital Markets-Tentative Steps Towards Group Litigation in Germany, C. J. Q. 2007, 26(APR) .pp.250-266。

[23]由此带来的一个可能问题是，如果受法院通知的其他投资者都以参加人的身份参与示范诉讼程序，则审理示范诉讼的州高等法院必然要面对数量众多的诉讼参与人，由此造成审理上的负担。司法实践中是否会出现此种困扰，有待审判经验进行验证。参见施塔德勒：“德国公益诉讼”，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24]Michael Sturner, supra note 22, at 264.

[25]肖建国等：“示范性诉讼及其类型化研究-以美国、英国、德国为对象的比较法考察”，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洪秀娟：“示范诉讼制度初探”，载《司法改革论评》(第8辑)，第147-149页。

[26]大部分按照示范诉讼法提起的诉讼是基于因未披露应公开信息以及因“灰色资本市场”中不动产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所含错误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参见AstridStadler教授为“Recht und Rechtswirklichkeit-Ein deutsch-chinesischer Dialog二prozessualen Durchsetzung privater Anspruche”-2. Freiburger Forum zum chinesischen Recht(“权利与权利实现-关于私法权利程序实现中的对话”(第二届弗莱堡中国法论坛))提交的论文“德国资本市场示范程序法”(2010年6月25日)。

[27]但学者认为，德国法制的根本性问题在于：一方面希望提高诉讼效率，另一方面又力图保全所有原告的听审请求权(Anspruch auf rechtliches Gehur)，因而规定所有初始程序中的起诉人都可以以“参加人”的身份参与示范程序，而这是一个“结构性错误”。参见Astrid Stadler: 《德国资本市场示范程序法》。另有学者提出，德国现有立法要求投资者必须先行起诉才能参加示范诉讼程序，使得投资者的维权成本高昂;此外对于招股书上的不实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推定，应当扩展适用于二级市场上的不实陈述，seeHalfmeier, Axel and Feess, Eberhard, The German Capital Markets Model Case Act(KapMuG)-A European Role Model For Increasing the Effciency of Capital Markets? Analysisand Suggestions for Reform (February 2010).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 com/abstract=1684528。

[28]《示范诉讼法》第20条。

[29]近期欧盟以及各成员国立法者似乎表现出某种靠近美国集团诉讼模式的倾向，参见Richard A. Nagareda, Aggregate Litigation Across The Atlantic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Exceptionalism, 62 Vand. L. Rev. 1, 19 - 32 (2009)。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诉讼和司法制度保守性的批评，参见Thomas D. Rowe, Jr. , Debates over Group Litigation in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hat Can We Learn From Each Other?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and International Law (Spring/Summer 2001)，11 Duke J. Comp.&Int'l L. 157，159-160。

[30]《投保法》第10-1条，此条系该法在2009年5月20日修改时增列。

[31]廖大颖：《证券交易法专论》(修订二版)，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407 - 408页。

[32]投保中心截至2010年10月31日受理的团体诉讼详细情况，参见该中心“团体诉讼案件汇总表”, http://www. sfipc. org. tw/news/view. asp? id = 45 , 2010年11月10 日最后访问。

[33]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125页。

[34]刘连煜、林俊宏：“投资人团体诉讼新时代的来临”，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11期(2004年8月);王文宇：“证券团体诉讼-台湾地区的法律与实践”，载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 - 87页。

[35]证券团体诉讼所请求的损害赔偿金额合计上亿元新台币(2009年5月20日修法后下调为3000万元新台币)才能享受裁判费减免，比较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50条有关消费诉讼减免裁判费的规定，“投保法”上的规定显然负担过重。参见赖英照：《最新证券交易法解析》，台湾2006年作者自版，第571页;刘连煜、林俊宏：“投资人团体诉讼新时代的来临”，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11期(2004年8月)，第92页。

[36]刘连煜、林俊宏：“投资人团体诉讼新时代的来临”，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11期(2004年8月)，第92 - 93页;郭大维：“台湾证券投资人保护机制之省思(下)”，载《台湾法学》第125期(2009年4月)。

[37]王文宇：“证券团体诉讼-台湾地区的法律与实践”，载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81页。

[38]Curtis J. Milhaupt,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s Investor Protection: Economic Theoryand Evidence From East Asia, 29 Yale J. Int' 1 L.，169, 171-174.

[39]游志煌：“主导私权证券诉讼之法制模型探讨”，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13期(2004年10月);刘连煜、林俊宏：“投资人团体诉讼新时代的来临”，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11期(2004年8月);王文宇、张冀明：“非营利组织主导的证券团体诉讼-论投资人保护中心”，载《月旦民商法杂志》第15期(2007年3月);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127页;Yu-Hain Lin, Modeling Securities ClassAction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Role of Nonprofits in the case of Taiwan, 4 N. Y. U. J.L. & Bus. 143 (2007)。有关团体诉讼总体而言的制度劣势，另见汤维建等：《群体性纠纷诉讼解决机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 -181页。

[40] See, Wallace Wen-Yen Wang, Chen Jian-Lin, Reforming China' s Securities CivilActions: Lessons From PSLRA Reform in the U. S. and Government-Sanctioned Non-ProfitEnforcement in Taiwan, 21 Colum. J. Asian L. 115.156-159 (2008)

[41]游志煌：“主导私权证券诉讼之法制模型探讨”，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13期(2004年10月)，第166-169页;Wallace Wen-Yeu Wang, Chen Jian-Lin, supra note 38,at 150-151。

[42] See generally Lord Chancellor's Department, Access To Justice： Multi-PartySituations: Proposed New Procedures(1997);Lord Woolf, Access To Justice： Final Report223-48 (1996).

[43]有关英国集团诉讼制度的简介，参见Neil Andrews, Multi - Party Proceedings inEngland： Representative and Group Actions, 11 Duke J. Comp.&Int'l L. 249，258-262(2001)。

[44]徐昕：《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45] 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46]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 -123、471 -476页。

[47]很多学者对规则的保守态度和“申请加入”原则本身持有激烈的批评态度，希望全盘引入美国式的“选择退出”( Opt-out)机制。See e. g. , R. P. Mulheron, SomeDifficulties with Group Litigation Orders-and Why a Class Action is Superior (2005)24 C.J.Q. 40; R. P. Mulheron, From Representative Rule to Class Action: Steps Rather than Leaps(2005)24 C. J. Q. 424; V. Morabito,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on Class Action Settlements(2006) 69 M.L. R. 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