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华民国约法》与《曹记宪法》渐次取消考试规定

1914年，袁世凯主导了《中华民国约法》的起草与出台。作为近代宪法，《约法》虽然保留了“主权在民”等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有关条款，并规定了与《临时约法》相同的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但它违背《临时约法》的精神，既推翻了内阁制，也弃用了总统制，袁世凯几乎被赋予了终身大总统的特殊地位，遭到舆论激烈的批评。标志着民主宪政的内涵已消失，并被独裁制所取代。

1922年恢复后的第一届国会召开第三期常会，以《天坛宪草》为蓝本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正式公布与实施。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这是北京政府正式颁布的唯一宪法。但由于在起草期间发生曹锟贿选丑闻，又被称为《贿选宪法》或《曹记宪法》，在宪政史上屡遭非议。通过文本对比可发现北京政府时期考试权逐渐从宪法文本中消逝的过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期赋予人民的考试权利是基本权利，不作任何限制。《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分10章共68条。文本体例为“国家”、“人民”、“大总统”、“立法”、“行政”、“司法”、“参政院”、“会计”、“制定宪法程序”与“附则”。参见张耀曾， 岑德彰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8-16页。 已经有所变化，第2章“人民”第9条规定：“人民依法令所定有应任官考试及从事公务之权。”此时的考试权利被置于法令范围内，不属于基本权利的范畴，考试权利的品格已经下降。《曹记宪法》《曹记宪法》分13章141条。文本体例为“团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及修正解释及效力”。参见张耀曾， 岑德彰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5页。 中已经完全不见考试的规定，删除了人民有“应任官考试”的权利，条文被其改为“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有从事公职之权”。这样一来，文本只是规定人民有任官权利，但至于采取何种方式任官已经不作限制，考试的宪政意义尽失。究其原因，除了与军阀征战与执政者过分执着于权力争斗有关外，还有最为重要的原因即宪政因素。这是源于北京政府的几个宪法文本均采用三权分立的模式，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由于缺乏五权宪法的视野，考试权始终难以脱颖而出。与此相适应，文官考试地位与作用式微，其他录用人才方式在北京政府时期如保举制等大行其道，任用私人成风，直接引发了官场贪腐与行政效率低下，是北京政府治理日益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也反证了当时的文官考试发展与宪政体制确有重要的关联。

与此关联，北京政府时期考试显著的改变就是不再由专门考试机构来统一执掌考试权，而是将其交予人事行政机关进行统一管理，可见考试权已经被融解于行政权之中。北京政府成立之初就颁布《国务院铨叙局官制》，在国务院之下设人事行政部门——铨叙局。铨叙局隶属于中央行政机关国务院，是典型的人事行政机关，负责文官、荐任官以上的任免及履历，负责文官考试、恩给及抚恤、荣典授予、外国勋章受领及佩戴等事项。1914年2月对文本进行修订，增加文官升转、勋绩考核两项。同年5月，又增加文官任免和资格审查职权两项。铨叙局依法设局长一人，主管全局事务;参事2人，协助局长审议全局事务;佥事6人，分管全局具体事务;主事12人，负责具体事务办理。另外可以根据情况酌定设置办事员若干。总数看仅21人，作为主管全国文官大小事务的核心机构，十分精简。由于铨叙局只是中央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其建制变动频繁历经多次改变，但隶属关系一直没变。1914年5月，铨叙局改设在总统府政事堂之下。1916年，政事堂改为国务院，铨叙局再次直属于国务院。1924年之后，北京政府取消国务院，铨叙局隶属于临时政府。1925年，铨叙局再次重新归于复设的国务院[2]。不管政局如何动荡，在北京政府存续的16年间，铨叙局一直作为全国文官管理机构，其机构一直延续，历任铨叙局长的任职从未断裂，未见化并或撤销，地位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