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评析

任何法律制度的形成，均有其时代背景、历史因素及理论根源，其产生与流变，均非偶然之事;而这三者又往往互为因果，交错会留，互相融合形成制度特征[9]。就某种程度而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被浓缩为封建君主国家向民主共和政体的转变过程。转型过程中，文官考试可谓一个重要的联结点，它一方面传承封建君主国家中作为根本政制的古代科举考试传统，蕴含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又在共和政体中享有崇高的宪法地位，是宪政实践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见，文官考试成为沟通新旧社会的制度因素，是帝制中国与共和中国的结点，其宪政意义不言而喻。毋庸置疑，文官考试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思想引发，被载入宪法，得以法律法规的创建而形成民国以来的根本之政制之一。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建设既是统治阶层维护统治秩序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接触并迈向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对文官考试进行的历史评价，需着眼于文官考试与其所依托的五权宪法框架之间互动之关系。　考试是座桥梁，以一种真正公平正义之方式成全了从民到官的身份转换诉求。但它又不仅仅是座桥梁，更不仅仅是考什么与如何考的问题，看似简单机械的考试与录取的流程性事务并不足以表达它的全貌。在中国，它的背后蕴含的是强大的国家力量，它关切的不仅是个人抱负与前途，更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大命题：维系国家机器的运转，沟通人群阶层的合理流通，践行平等自由的主流价值观，进而成为民主宪政的重要支撑制度之一。而这样的命题，早在20世纪之初，中国人就已经开始进行破题的尝试。

传统的封建官僚政治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腐败、专制与低效，但却能维持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统治，科举制就是重要因素之一。科举考试好像是从外部为自成一体的官僚社会作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被当做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官僚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一个以专制君主为纲，还需要各种封建势力来支撑场面的古代官僚社会，也许确实需要考试制度来选贤与能，维持政权基本的运转。但是它又怎么可能允许全国的用人大权，都交给旁人去执行?笔者不否认科举制的进步意义，但在大量资料翻阅后，更愿意相信它的终极目的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程式中;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的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进而自发地成为政权的维护者。清代中叶以后，官僚政治已经逐渐变得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不相适应。但同时国内外动摇传统官僚政治的社会因素虽在不断增长，而支持那种统治的内外力量也并不示弱。这是旧官僚统治其所以能一直维系到20世纪初清朝覆灭才归于颓败瓦解的关键原因。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反清、反专制、反封建官僚统治的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实践中，封建官僚政治必定受到清算。仿效世界潮流，官僚政治由以议会政治为名的宪政来承续。官僚政治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形态去取代，国人已经认识到宪政是可取之道。巧合的是，文官考试同科举考试一样，借助历史机缘，承担了激活宪政的角色。这与其他国家的经历十分不同，中国也许是唯一将文官考试提高到如此高位置的国家，借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及其建立的政府形式，借由五权宪法与考试权的阐发与实践，成为了宪政的启动机制。

文官考试能得到如此崇高之地位，甚至借由五权宪法的实践成为根本政制，依笔者之思考，盖有主观心理与客观现实两个原因。其一，人治思想的延续，或者说是科举思想的延续。与西方法治不同，中国素来信仰人治传统。与之相适应，社会处于官僚阶层的管理之下，官僚本身成为国家与社会核心，选拔官僚的制度也成为根本制度中的根本制度。这种传统是积淀了几千年的产物，任你用尽一切民主制度与法治手段，也无法在短时期消失殆尽，更何况是正处于社会变革当口的民国时期。很难说既是革命先行者，又是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多年的孙中山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抽离出来而成的五权宪法，是否也是受了人治思想的影响。将文官考试看得越高，越能证明人才的重要，却也能反证人治的重要。大量资料显示，按照执政者的设想，文官考试至少在地位上被定位为共和时期的“科举制”。其二，国家危亡的客观情况。国家危亡，官员无能，国家机器需要新血液，社会治理需要新气象。人的教育是漫长的过程，但是考试体制能够迅速转变，求富求强的功利心态也使得文官考试一经出现就被推至相当之高度。

但是，社会现实已然与古代封建社会迥异，科举制确实能够维系古代中国社会的稳定与政体的运转，但文官考试却无法独立承担官僚政治革新之重，更何况民主宪政的实现。一方面，宪政是中国从未经历的权力运作形态，其良好运行必有赖于民主、法治、控权与人权保护诸多因素的实现，岂能寄希望于文官考试一端?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断断续续进行的宪政实践，实施于内忧外患与连年征战的国土之上，频频遭遇各种势力的阻挠，宪法也因为陷于权力斗争与政治角力而成为具文;而作为宪政实践的一个环节，文官考试也难逃宿命。这就很容易解释文官考试所遇到的种种挫折，如旧官僚势力的排挤、及格人员的分发任用相当困难、文官考试成为派系斗争的主战场、及格人员本身品质的堕落、考试施行多年却无法改变旧官僚政治形态、文官考试被烙上政治人物个人色彩等。

很难区分，究竟是文官考试挫折阻碍了宪政的发展，还是宪政推进的困难阻滞了文官考试的发展。但无疑的是，文官考试所遭遇之挫折是一种宪政意义上的挫折，这种挫折来源于宪政的不彰，又最终使宪政受挫。或许，转型期的近代文官考试确实难以独立承受如此深重的意义，良好的宪政运转必是由多方因素合力才能实现。寻求这种启示，对考试氛围浓厚与官治思想至今萦绕的中国仍具有特殊的意义。

借由王亚南先生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政府无效率、腐败无能、官僚化的政治形态，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体制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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