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华民国宪法》强化考试权的独立与公正指向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向制宪国大提交由《五五宪草》修订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大会审议修正草案后，于1947年元旦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同年12月施行。考试权不仅要实现，还要被更好地实现，为此《中华民国宪法》除了沿用了《五五宪草》相关规定外，还增加了一些规定。

其一，分区考试入宪，标明考试的公平正义日益受到重视。制宪国大审议《宪法草案》时，有很多提案关注公务员考试的公平正义，分区考试是热点之一。当时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边远地区省份人才考试的变通规定，但是并未入宪。很多制宪议案均提及，国家幅员辽阔，各省交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也相距悬殊，考试应该适当变通，使各省应考人员能在公平之前提下参与考试，参酌明清的考试分省定额制度与英国的分省制度，应在宪法中确立分区考试的原则以平衡各地文化上的差距，“历年高考普考，边区各省参加考试及格者为数寥寥，以致中央及内地各省市行政机关之公务员隶属边区者很少。公务员考试如能确定按省定额分区举行，不仅边区省份人才悉可罗致，并可加强边远省份人民之向心力，对于民族政策及开发边疆关系都很大”[6]。为此，《中华民国宪法》增设了一条，即“公务员选拔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并按照省区分别规定名额，分区举行考试。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这说明考试的公平正义问题已经被提至宪法的高度，在制度构建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其二，考试机关立法权入宪，这是保障考试权独立的一种新的制衡机制。之前的宪法性文件并未明确考试机关的立法权力，只是零散规定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可就其主管事项，向立法院提出议案。这项规定在《中华民国宪法》中被废除，但是独独保留了一点：“考试院关于所掌握事项，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7]因提案权的授予，较之其他几院，考试院之超然独立之形象更是跃然纸上。如当时考试院之代表史尚宽等人即认为“考试院关于主管事项的法律案，可向立法院递送，如需出席立法院说明，应由负责之院长或其所派人员出席即可，不必如惯例一定要秘书长出席”[7]。这体现了考试院在考试事务上享有的较为广阔的权力空间。

尤需提出的是，孙中山持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宪政观。他认为，个人的自由有害于民族团结与社会进步，若要扭转中国衰弱不堪的殖民地的地位，必须要人民牺牲自由得以组成组织严密与号令统一的坚固团体。孙中山所主张的五权宪法建立在集体主义之上，它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法，而是更倾向限制个人自由，集合国民力量，形成严密健全的现代体制的宪法，强调的是政府组织与体制的重构[8]。引申至考试权，自然考试权实现的核心因素就是独立考试机关“考试院”的成立与运转。遵循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宪法文本所涉条文的相当部分均与考试院的构建有关。

国民政府设立的考试院是五权宪法的一大象征。南京国民政府考试制度是围绕以考试院机构组织建立为核心构建起来的。1928年10月20日，公布《考试院组织法》;同年12月17日，公布《铨叙部组织法》;1929年8月1日，公布《考选委员会组织法》，考试院的行政组织构架基本形成。1930年1月6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哲生、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邵元冲及铨叙部部长张难先、副部长仇鳌，同时宣誓就职，旋即积极推行公务员考试制度。考试院下设有铨叙部和考选委员会两个机关。考选委员会负责考试管理;铨叙部主管全国文官任免、升调、叙级等事宜。至此，宪法文本中的近代文官考试制度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