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夫曼提出，法哲学中的“人性问题”已引发众人兴趣。[8]因此考察法及法现象应从人性问题切入。石里克认为在伦理学的规范等级体系中，每一个较低层级的规范可以由较高层级的规范来解释或论证;只有最高层级的规范，即一个或多个道德原则，才是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去论证的、具有基础的有效性的知识;被当作最终规范或终极价值的东西，必须是从人的天性和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9]赖特布鲁于其讲义Vorschule der Rechtsphilosophie中提出，因为“外在自由的保障”是“自律的伦理义务实现”的必要条件，所有的国家、法律制度均被课予绝对的保障要求，并从此导出“人权的绝对性”。价值具有阶层等级关系特性，而在不同的价值阶层的相对关系里，价值由于在“更高”的价值奠定中，逐渐地减少了它的相对性，而最后在纯粹的感知中达到绝对的最高价值。[10]柯因格亦认为法具有道德的绝对价值理念，并认为先天的价值秩序是以人格价值[即人之尊严与自由]为其最高阶层的客观价值，且能就各种层级价值受平等尊重提供客观基准。[11]宜乎汉斯·魏尔杰说，为了把握人的生存意义，我们必须肯定“超越现实存在的当为义务”的存在，[12]且唯有以人的本质为内涵的绝对价值，才具有普遍妥当性，才能对任何人都有效力，而最终成为历史的相对的价值客观主义的最高判断标准，并在社会实践的客观条件下具体化、实证化与类型化。

基于以上所述，可认为，人性尊严是国家义务的合法性根据。

第一，人性尊严即人格尊严。日本宪法第13条前段规定“个人尊重”，第24条规定“个人尊严”，传统通说认为两者属于同义语，并与德国基本法所称之“人性尊严”内涵相同。日本法院的判决也常将“个人尊严”与“人格尊严”相提并论;在德国一般也认为“人性尊严”就是“人格尊严”。[13]笔者认为，法只适用于人，国家也是“为人而存在”。格林姆认为杜立熙关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项的“共同体拘束的、有责任的人格，奉献于共同体的存在”的人类形象论是“精英的人类形象”，与“人性尊严”结合时是理念的人而非现实的人。而考察现状，符合理念人标准的人越来越少，把“尊严”作思考上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通过思维尊严的处理可能性”。而这就是宪法制订者反省了纳粹对人性的侵犯后要加以排除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项应该理解为：尊严并非仅能与“类概念的人”结合，最好能与“具体的个人”结合，从而导出“尊严就是人的存在价值”的结论。这样可以避免抽象的、理念的人类形象成为尊严主体的限定，甚至一切基本人权享有主体的限制基础的危险;这与人权只要是人就可以享有的理念也相符。[14]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54年的一则判决展开基本法的人类形象论称：“基本法中人的形象，并非孤立了的自主的个人，基本法毋宁是将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不侵犯人格的固有价值的方式，在人格的共同体关联性与共同体拘束性的意义下加以决定。这个尤其可从基本法第1条、第2条、第12条、第14条、第15条、第19条、第20条被导出”。于1960年的一则决定也称：“基本法承认自由与人性尊严的保护是所有一切法的最高目的、而为与价值联结的秩序。基本法之人的形象，并非独断的个人，乃存在于共同体中并由共同体给予多重义务的人格。”[15]关于人性尊严之人的保护对象即人性尊严主体问题，判例对应于上述学说，从人格存在的人到现实存在的人，从胎儿到死亡之人，均包括在内。对于胎儿的保护，是因为胎儿是人格的生长与完成的必要条件;对于死亡之人的保护，也是基于有人格尊严，不容许死亡之人被中伤或被侮辱，因此国家的保护义务，并不因人之死亡而终止。

综上所述，无论在日本或德国，传统的通说与判例大致以人格主义的观点诠释人性尊严，并导出“人性尊严”就是“人格尊严”的结论。日本恒藤恭虽否定了“个人尊严”乃至“人性尊严”与“人格尊严”之间的直接关系;德国格林姆也认为尊严最好能与“具体的个人”结合。康德认为，人性之所以有尊严，是因为人是个道德人格，是个人格存在，是人与其它动物不同之所在，故“人性尊严”即是“人格尊严”。因此，人的精神、理性、人格与人的冲动、感性、身体是人不可分的一体两面特性。人的存在依然是精神的与身体的具体存在，从理想面看也是人格的存在，所以从人格的观点来看，尊严的主体不能随意加以限定，这是逻辑的必然。人性尊严或人格尊严是为了要让我们活得有意义，“人性尊严”与“个人尊严”，除后者是前者的个别化外，两者的“本质内涵”并无不同。[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