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性尊严的不可定义性。如上所述，人性尊严即人格尊严，是“理性事实”、“形而上事实”，不能在感性世界的可能经验中被认识;且一个人格、一个有理性者的意志是“善的意志”，具有“绝对价值”，因此人性尊严是我们要通过不断的道德实践来具体呈现的最高理念[理性概念]。而最高理念是无限性的东西，所以不可下定义。孔子虽提出“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理念，是无限性的，故亦不能下定义，其所说的“仁”，都只是“仁”的例子而已。[22]同样地，穆尔也认为作为最高价值的“善”，其所指涉的对象是非自然性质的，故也不能下定义。[23]人性尊严虽不可定义，但作为法的妥当性根据的根本规范，在实践上，针对社会生活特殊具体的事实，仍可自我限定而予具体化、类型化，因此德国和日本学者与司法裁判都尝试界定其定义。[24]以下对其分消极与积极定义两层加以简析。

消极定义。通过了解个案中人性尊严是否被侵害，从而可以间接了解人性尊严的意涵。德国学者Dürig提出的物体公式称：“当一具体的个人，被贬抑为物体，仅是手段或可代替之数值时，人性尊严已受侵害。”因为一个人既被矮化为物体、手段或数值，自然不必在意其精神、意识，更遑论其自治、自决，因而极易成为他治、他决之客体，自易构成对人性尊严之侵害。此公式已久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采用。[25]唯“人以本身即为目的是以人格具有尊严为前提”，而人格尊严是深藏于人的纯粹意识中的理性事实，必须把自己从浑浑噩噩的感性世界提升到灵光独耀的悟性世界，亦即通过不断的道德实践的无限过程，才能逐渐地“体现”人性的尊严，此即“尊严”之所在。[26]因此，如无实践即无尊严，人本身是否能为目的则无疑问，此时物体公式即失去判准功能，过于空泛流弊。

积极定义。德国学者认为“人性尊严属于每个个人自己以及自己所欲之价值，构成个人本质上不可放弃之要素，基于该尊严，人类方有自我发展之能力”，或认为“人性尊严之要件，系每个人得在其行为与决定上有自由，而且任何人都享有同等自由。因此，基本法的人性观，是指平等自由之个人，在人格自由发展下，自由决定其生活方式、未来及行为。”[27]或为更抽象的“之所以形成人格者”、“人的固有价值、独立性、本性、本质”，“在特殊且本质的意义之下形成个人的东西”、“人的人格之核心”。[28]日本学者恒藤恭则定义为“作为一个人都具有共同普遍的人格性，故而成为有尊严的存在，但并非被抽象化的存在，而是在精神与肉体不可分的结合中，在现实社会的严酷状况下，常常必须带着痛苦与挫折，而仍能坚持过着‘自律的’生活的‘具体的人’的存在”。[29]人性尊严是一最高理念，具有无限性，凡有“定义”即为有限，但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定义视为人性尊严此一理性事实的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阐述，借此来把握人性尊严的本质。

综而言之，既然人性尊严因人及一切有理性者的人格具有“善的意志”，具有固有绝对的价值;既然人性尊严这一理念，通过个人的实践与社会的实践，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具体化为实定宪法上的基本人权与人民主权;既然人性尊严是最高位阶的客观价值，是我们人类永远追求的目标，那么人性尊严之彰显，民众才能生成合法性信念，才能达成普遍利益共识，从而形成共同有约束力的规范，成为最高的判断标准;既然“国家义务与国家起源相伴而生，国家义务为国家目的实现的有效路径，国家义务与人权互为条件。……国家存立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保障人权，国家负有保障人权义务属应有之义”，[30]所以我们认为，人性尊严为国家义务提供合法性根据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二、人性尊严是国家义务的正当性基础

“应当”与“正当”在伦理学中属同一范畴的概念。西季威克将“正当”与“应当”看作“表达”着同一个“基本概念”。[31]在布劳德直到罗尔斯的讨论中，正当与应当、责任、义务等等亦属同一范畴。不过，布劳德指出两者的不同：“应当的都是正当的，但如果对我而言有几种可能的行为选择同样正当，在它们中间就没有一种是我应当做的;进一步说，在更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倾向于把应当用于存在着对抗正当行为的倾向的那些场合。”[32]那么，一种通行的规范是否就正当呢?哈贝马斯认为不然，他认为，必须区分得到交互主体性承认的规范和得到承认的规范的价值，我们对于规范性有效要求的动机根植于信念，根植于制裁性认可。没有大众的忠诚，就没有合法性。[33]从哲学角度，所谓正当性就是人们依正确的认识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行为。至于规范的正当性信念则需依赖真理性，即统治权力的运用是否合乎伦理性、道德性、法律性的原则，是否具实证规则形式的合理或正义。[34]规范有效性的实现要求大众的普遍化利益得以实现，法律体系得到了大众的忠诚和信任。

政治信任是通过法律体系这一中介来体现法律对民众利益的保护。政治信任或政治权威的建构首先需要合法性的支持，但仅有合法性远远不够，合法性的深层本质在于政治运行必须保护大众的权益，必须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在现代国家，人权之尊重与保障，需建立在健全的公共话语商谈机制和开放的公共论坛平台上，构建完善的国家义务体系，并切实履行之。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根源并不在于它是现存的统治者，徒具法律形式的合法性仅仅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实质的合法性，即合规范性。道德基础是政治统治最坚实的深层基础即政治统治的正义，而正义又体现在对人权的保障上。如果失去了合规范性，形式合法性就不具有实质意义。丧失了实质性的合法性，就会失去政治信任，就会丧失政治权威的根基。因此，合法性和合规范性是政治信任的根源，此问题亦即指的正当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