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上述处理违宪问题的观点是相当深刻而重要的。他显然不主张用公开冲突、事后由其他机关监督纠正的方式来处理违宪问题。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现实中违宪的问题“不很少”，一件一件都由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处理，可能不堪重负。二是从政治伦理上看，我国的国家机关之间是不尚冲突和争斗的，遇事注重通过沟通和协商来解决问题，这不同于西方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所以，彭真强调还是“主动纠正好”，等到被检举控告后由其他机关来纠正，这个违宪的机关就“被动”了。这种“主动”和“被动”的用语，显然已不完全是法律意义上的，它带有主观的政治伦理的色彩。三是中国缺乏法制的传统，不适宜一下子采取过硬的办法处理违宪问题。在前述1985年2月3日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谈话中，彭真就说：“几千年不讲法制，现在要人人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那是不容易的。所以，对于有些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采取提醒的办法，改了就好。”{31}

监督宪法实施关键是要监督广大党员干部遵守宪法

彭真认为，监督宪法的实施，关键是要监督广大党员干部遵守宪法。为此，他专门引用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话：“特别要教育和监督广大党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32}彭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几十年来一直被广泛引用：“在我们的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又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33}他认为，监督宪法的实施当然离不开党的领导，但他又说，党领导的最好方式，就是发挥党员遵守宪法的带头作用。{34}彭真多次对监督党员领导干部遵守宪法存在的困难进行分析，并特别强调要警惕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他若有所指地批评某些不重视宪法的领导者：“有的人没有当‘长’的时候对民主法制还觉得重要一点，当了什么首长就对民主和法制不那么热心了，或者不是那么严格、甚至有点嫌麻烦了”{35} 1983年12月3日，为纪念八二宪法颁布一周年，彭真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在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宪法，严格依照宪法办事时，彭真严厉地说，对于那些违背宪法的，“不管什么单位，不管什么人，党内党外”“依法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这么办，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法制!”{36}

(四)对党的违宪行为与国家机关的违宪行为要分开处理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一旦党派包括中国共产党违背了宪法，怎么办?这实际是涉及中国党政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在监督法的制定过程中就遇到过。最初起草的《监督法》草案中，就曾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撤销与宪法相抵触的党的文件的规定，但后来被删去了。在理论与实践中，也一直存在一种要求权力机关对政党的违宪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观点。这实在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彭真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在前述1982年12月3日的全国人大主席团会议上，彭真先说了铺垫性的话：“从法律上来讲，宪法序言里写了：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包括人民解放军，各政党—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行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责任。”“宪法条文还规定，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显然，彭真是在说，“从法律上来讲”，在这些不得违宪的主体里，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包括在内的。他还强调：“这一点，我们宪法规定的比较严格”。紧接着，他明确提出：“有的同志问，如果党违背了宪法怎么办?”彭真自答道：“我们的党章规定了党的活动、党员的活动，都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以内。”“耀邦同志十二大的报告又专门讲了。”为说明共产党不得违背宪法，彭真还引用了邓小平关于任何党员干部都不得触犯刑法的话做类比。他说：“其实不是从现在起，刑法公布时，邓小平同志就讲，从中央主席到支部书记，对刑法都要遵守和执行。那时这个思想就定了。”对于中国共产党也不得违宪的问题，彭真总结说：“从法律上讲，比较完备了。”{37}

彭真这段关于党也不得违宪以及党违背宪法如何处理的话，十分艺术。他从开始就说，“从法律上来讲”，宪法序言里是写了共产党不得违背宪法的。在回答完党违宪了怎么办后，他又说，对这个问题的规定，“从法律上讲”，比较完备了。“从法律上讲”是一个限定性的用语，显然有未尽之意。实际上，在1982年那个时候，能够明确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任何党派都没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写进宪法，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勇气和进步。那么，党一旦违背了宪法怎么办呢?彭真看似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但意思很明确：即对于党的违宪问题由党章来处理。他的思想是，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党违背宪法首先就是违背了党章，要先在党内按照党章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