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非监禁刑的立法不够健全。尽管我国刑法对非监禁刑做了一定的规定，但仍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使得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主要表现为：(1)种类过于单一，适用的罪名太少。我国目前的非监禁刑仅有没收财产、管制、罚金、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其中驱逐出境仅适用于外国人，也就是说适用于本国人的只有前四种。随着人性化司法、执法理念的不断深入，这几类刑种是远远不够用的。(2)法条规定模糊，难以判断。如缓刑的法定条件“确有悔改表现”和“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具体标准法律无明文规定，使得实践中不同法官对此把握不统一，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出现。此外，部分法院因对法条拿不准，就采取宁严勿宽的做法，少用、慎用非监禁刑。(3)被判处非监禁刑的犯罪人违反了有关规定或再次犯罪后，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如《刑法》第39条规定管制犯应当遵守五项规定，但法律对罪犯违反了这五项规定如何处理却没有相应的规定，导致非监禁刑缺乏威慑力。

3.非监禁刑的执行缺乏保障。一是缺乏制度保障。非监禁刑执行制度规范化建设严重滞后，缺乏对非监禁刑执行方式、内容、程序的明确、具体、系统性的规定，监管工作无章可循，导致各地在的非监禁刑执行的考察与监管上做法不一，造成了非监禁刑执行考察和监管中的混乱状态。二是缺乏基础建设保障。非监禁的执行需要建立专门的执行机关和配备专门的执行人员，并有相应的经费。虽然法律规定管制和缓刑由公安机关执行，但公安机关没有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和配备专门的执行人员，也更没有相应的经费保证。况且公安机关警力严重不足，无力顾及非监禁的执行。

三、完善非监禁刑适用的对策

(一)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一方面法官要加强理论学习，在审判实践中转变司法观念，理解理解非监禁刑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要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仔细考量量刑结果与重新犯罪几率、社会资源消耗情况、被害人利益、对罪犯及其家庭的影响等方面的关系，正确适用非监禁刑。另一方面应当加大法制宣传，转变社会公众保守的社会意识和重刑观念，增强公众对犯罪和刑罚的理性认识、对非监禁刑适用的理解与支持。

(二)完善现有的非监禁刑的适用条件，增加新的非监禁刑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