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策略，深化网格化管理模式,建立宏观制度上“防破”和微观现象上“修窗”相呼应的防控体系,并使二者形成合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原有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被打破,原本依附农村土地的大批劳动力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向城市转移,成为新型城市人口。这种由农村向城市的定向区域性流动,无论户籍是否迀移,它已成为经济利益驱动下农村居民的自然选择,是不争的事实。流动人口{1}作为我国当前的特殊社会群体,对于城市基础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地域归属感的不同和流动预期的失衡,使得人口流动带来的消极效应也非常明显。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流动人口犯罪现象的激增。据厦门市统计,不考虑犯罪黑数的情形,2009年全市流动人口涉嫌犯罪被抓获的有6297人,占5。77‰;常住人口涉嫌犯罪被抓获的2166人,占1.22‰,流动人口犯罪率约为常住人口的5倍。{2}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审理的故意伤害案中,69.23%的犯罪主体系流动人口,{3}其他大城市也有相似的情形。面对严峻、复杂的流动人口犯罪形势,如何有效地防控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是犯罪研究工作者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以美国犯罪学中“破窗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当前诱发流动人口高犯罪率的“破窗”所在,从改善流动人口生活环境和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层面上,为防控流动人口犯罪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一、破窗理论的提出与应用

“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4}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美国犯罪学家威尔逊(James Q. Wilson)和凯琳(George L. Kelling)提出的一个犯罪现象延伸发展的理论。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如果一个公共建筑物的一扇窗户损坏了并且没有及时得到修理,很快该建筑物的其他窗户也会被损坏。因为坏的窗户表明没有人关心它,那么损坏其他更多的窗户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5}“破窗理论”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美国犯罪发生数量和比率剧增,尤其是针对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和财产类犯罪持续增长为背景,从心理效应与犯罪发生的关系上,分析犯罪发生的原因。该理论认为,一定区域内破乱的社会环境如垃圾遍地、涂鸦满街、寻衅闹事等如同建筑物的破窗一般,如果不能及时“修理”,则会造成这种混乱与无序状态的不断滋生与蔓延,就如同传染病菌一样肆无忌惮地传播开来,最终导致该区域内人们对不良行为的漠视与非理性容忍甚至是恐惧,并逐渐削弱政府与社会的管控能力,形成犯罪泛滥化局面。在威尔逊和凯琳看来,“破窗理论”的核心在于无序的社会环境与犯罪滋生之间存在关联性。当然,这种关联性的理解并不是说所有的犯罪都与无序的社会环境有关,而是在排除特定情形下的一种比例性论证,意指无序环境下诱发犯罪的可能性更大。依据日常生活经验的理性判断,抢劫、强奸案件易于在人员稀少的偏僻区域发生,人口稠密、居住拥挤的地方发生盗窃案件的比例更高等。对于“破窗理论”核心观点的理解可以从逻辑顺序上分解为四个层次:无序的社会环境——一般人对犯罪的恐惧——社会管控的失灵——犯罪的发生。诚然,某一类既存的无序现象并不必然导致犯罪现象的发生,但是,一旦该类无序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并恶化到一定程度时,犯罪就会“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