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的流动,使得城市人口接纳能力渐趋饱和,一些城市甚至出现膨胀的情形,而城市资源的供给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原有资源的供需平衡被打破,城市发展不得不从主城区不断向周边农村地区延伸,形成大面积的城乡结合缓冲带,用以容纳日益增加的流入人口。同时,由于经济收入的局限,流动人口在主观上也倾向于选择城乡结合地带定居生活,因此,以环线交通轨道为界分的城乡二元居住模式的形成,表明城市流动人口在生存环境上与城市居民基本隔离,并在长时期的固定条件下也形成了自有的特点:首先,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乡结合地带,一般位于距离城市商业中心10-20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基本上与城市外围的农村地区接壤。由于远离城市,上述结合地带没有形成良好的基础设施,房屋建筑、消防设施、垃圾运管、街道清理等均存在较大的问题。流动人口大多数是以租赁当地居民房屋居住为主,没有正式的管理组织,因此,卫生条件赃、治安环境乱、设施条件差是其真实写照。其次,由于这些地带既偏离城市又没有完全进入农村地区,在实践中大多呈现出“三不管”的态势,一些基本的社会管理如户籍管理、计划生育管理、食品卫生环境管理等大多缺失或是放任不管,从而造成原本脏乱差的生存环境再加上管理上的盲区,导致该结合地带脏乱差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再次,在这些结合地带居住的流动人口大多是亲朋乡亲,或是来自同一个县(市)的人群集聚在一起,基于自我防卫的考虑,彼此相互关连、互相照应,因此,流动人口在城乡结合地带的聚居具有明显的亲缘和同乡色彩。

如上分析,城乡结合地带聚居区大多数是出租屋密集、设施简陋、垃圾遍地,生存环境的脏乱差较为突出,该种物理上的无序大都带有破坏性、反社会性的气息,对人的反常行为和违法犯罪具有强烈的暗示性,这也使得该区域成为了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理想的犯罪行为实施地和藏身之所。{11}同时,在亲缘群体和同乡群体聚居条件下,部分涉嫌违法犯罪的群体也具有亲缘性和同地域性的特征,例如共同实施开设赌场、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甚至形成固定组织形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其他犯罪活动,也正是由于亲缘与同地域关系形成的相互关联与照应多导致窝藏、包庇、串通等,必然会阻碍社会管理和犯罪侦查的有效进行。

(三)社会管理机制的缺漏

当前,随着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限制人口流动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机制出现不同层面的缺漏问题,我国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策略这种以常住人口为中心的城市治安管理体制开始运转艰难,捉襟见肘,显得无能为力,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机制失控现象。{12}新旧制度在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脱节,这将会大大降低社会制度所具有的控制能力,因而使社会失范状态时有出现,导致社会成员的越轨行为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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