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要素和沟通网络对行政执行力的影响

　　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仍然普遍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除了极个别的初具资本主义的因素外，其他的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如封建社会、封建领主社会、农奴制社会、奴隶制社会，有的甚至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后期，其社会组织形态基本上是母权制家族组织、父权制家庭公社和地缘性原始村社组织。虽然这些政治组织形态己经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但它们渗透到人们思想深处的观念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至今仍然对少数民族成员产生着一定的影响。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方面的原因，西部农村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育的水平普遍不高。新中国成立时，这里的一些地区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现在，这里仍然在村社规模、社会内部结构、社会组织、制度化水平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

　　里格斯所界定的沟通网络包括社会的文化水平、适用语言的状况、社会舆论的力量以及通信和交通的状况等使整个社会互相“沟通”的手段。一个国家的沟通网络是否畅通，对其公共行政具有重要影响。楚雄州的崇山峻岭限制了交通的发展，阻碍了人们之间的交往联系，易于造成分裂的社区，限制、分割了有利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少数民族的分散居住。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乡镇大多分布在山区，多以小聚居的自然村落为组成部分，许多生活在山区的少数民族，常常是十几户、二十几户人家生活在一个村里，几户人家形成一个村子的也不少见，有的甚至是单家独户。延缓了社会沟通网络的形成进程。

　　楚雄州生活着多个民族，有各自的民族语言，教育事业发展较为落后，电话、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率较低，处于都市化进程的低级阶段，交通工具种类少，地理环境的恶劣状况加重了交通的不便性，种种因素制约了高度社会动员和社会同化的形成。

　　如能得到受众群体和外界影响对象的很好配合，则行政执行力会提高，反之则不然。楚雄州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同化程度较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合作关系尚未充分形成，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各种利益矛盾纷繁复杂，受决策影响的对象的配合程度低，难以形成较好的执行氛围，增加了执行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