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言语教学获得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以言语知识体系、言语技能训练体系及语文思维训练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逐渐达到高潮。

1.动态言语知识体系的建构

张志公晚年意识到静态语言知识的局限性，提出建立一门沟通语言学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语言应用之间的过渡性桥梁学科的构想，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首都师范大学讲授“汉语辞章学”，这是语文学科探索动态言语知识体系的先声。20世纪90年代，庄文中建构了中学言语教学体系，即初中、高中语言基础知识教学体系，初中、高中语言基本能力教学体系，“规范、简明、连贯、得体”的基本要求和语言运用的基本方法。⑨2000年，雷良启、余应源先生从言语交往教育的角度，吸收当代语言学的适用理论，建构语文教学科学化的言语知识体系，提出一套以言语知识为纲、为纵的线索，以语言知识为目、为横的楔入的言语知识体系的设想，列出了包括语用原则知识、言语行为知识、语用结构知识、语用含义知识、语篇知识和语体知识等六个部分的言语知识体系。⑩这是“第一次在系统的理论指导下，完整地列出了一个适合语文教学需要的知识清单，有着重要的意义”(11)。

2.言语技能训练体系的建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言语技能训练的高潮期，不少语文教学改革家都在积极探索、建构言语技能训练体系，如，钱梦龙的“三主四式”导读训练体系，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刘胐胐的作文三级训练体系等。(12)有人将阅读能力分解为如下训练项目，即语言解码能力、组织连贯能力、模式辨别能力、筛选储存能力、概括能力、评价能力、语感能力和阅读迁移能力。(13)后来发展到从言语训练与思维训练相结合的角度来建构教学序列。1992年和1996年的语文教学大纲集中体现了这个时期的语文教学思想，即以语文知识为基础，以技能训练为主线，以语文能力为核心，彰显语文教学的工具理性。

(三)言语中心本位教学的意义与隐忧

英国的皮特·科德在《应用语言学导论》一书中，将语言教学的基本取向划分为“教人们一种语言”和“教给他们关于语言的知识”(或者说“培养的是使用语言的人”和培养“语言学家”，“能用语言讲话的人”和“谈论这种语言的人”)这样两种取向。(14)语文教学的重心从“语言教学”转向“言语教学”，强调语文教学从“教给他们关于语言的知识”转向“培养的是使用语言的人”，由此将高校语言学专业的教育目标与中小学语文学科的教育目标严格区分。这对明确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性质及目的有重要意义，即意味着现代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对于言语技能训练体系的教育价值，语文教学界也有不同看法。正如陈钟樑所说：“这种科学化思想并没有被全体语文教师所接受。在我们一些富有经验和修养的高层次教师中，大多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课堂不仅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场所，也是学生体验人生的地方。学生总是伴随着他特有的经历、思想、情趣、意志和爱好参与到课堂生活中来。语文教学是一门社会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能不重视学生的非智力因素;而这些因素恰好是教学目标很难概括进去的。他们从自己长期以来学语文和教语文的切身经历中证实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语文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不是去寻找某个模式，而是去研究如何摆脱束缚学生自由发展的那个部分”(15)。

总之，以言语为本位的学科教学，无论是语感中心说还是语文技能训练主体论，都是以追求科学、高效地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根本旨趣，以探索一条最有效的教学程序为努力方向，落脚点在言语实践的对外功能。这种语文教学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特征，容易忽视学生的兴趣与情感培育，容易忽视非逻辑思维能力和直觉思维的培育，容易牺牲学生的自由精神和创造潜力。从根本上说，以言语功能教学为重心的语文教学，属于语文学科中心取向。由于过于强化语文教育的功利化倾向，言语技能训练容易滑入技术化甚至机械化的泥淖。片面追求语言的工具性价值，必然导致语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从而致使人文精神在语文教学中被严重弱化，甚至缺席。陈钟樑曾预计：“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是科学主义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指导改革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以实现语文教学科学的艺术化与语文教学艺术的科学化。”(16)

三、21世纪初，从语文学科中心本位迈向言语生命智慧教育——指向人生命的自由发展

言语生命智慧教育，落脚点在“言语人”的培养，需要超越学科中心本位，从母语教育的角度指向人生命活动的自由和谐发展，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一)对言语生命智慧教育的初步理解

潘新和、李海林曾分别对“言语生命”、“言语智慧”做过细致、深刻的理论阐述(17)，此处仅就言语生命智慧教育谈谈笔者的理解。我们常说，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语言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什么呢?言语活动的前提是什么?笔者认为是人的感性生命。活泼的语言都是生命力的自然流淌，正是人的感性生命给予语言以力量和智慧。“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生命在于它有‘所云’(Saying)……这‘所云’必是作者的独到的、极有个性的，只有他才有的领悟。当语言中有这种独到的‘所云’时，语言就有了生命”;“‘所云’并非说理，而是一种作者心灵深处的声音，它不是由逻辑推理获得。它是一种充满感性的智慧”。(18)同时，海德格尔又强调“语言是人类一切存在的栖身之所(The House of Being)，人类无法走出语言，语言是人类的存在唯一能找到自己的地方”，“F.詹姆森引用尼采的话强调人无法摆脱语言，称语言为‘语言的监牢’(The Prison House of Language)”(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