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人的感性生命与语言的关系是互动、统一的，德里达在《书写与歧异》一书中说：“诗人在体验着自由的时候，发现他自己既受语言的约束又能用一种语言将自己从中解脱出来，他自己就是这种语言的主人。”(20)一方面，人生命的独特性及其天然的精神创造力是言语创造的先天条件，给予语言以独特的精神面貌。人生命的自由本性和主观能动力，是言语实践的基本动力源泉，没有健旺的生命力，就不可能有强烈的言语欲求，也难有鲜活的言语表现。此外，人的生命先天具有的一些范畴如时间和空间，也是建构言语世界基本秩序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语言既可用理性和智慧激活感性生命，也可束缚和囚禁生命活力。而“教育如果不以激发首创精神开始，不以促进这种精神而结束，那必然是错误的教育。因为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使人具有活跃的智慧”(21)。可见，言语生命智慧总是体现为在社会动态情境中，人的感悟生命创造与言语陈规、言语生命的自由追求与言语活动的社会束缚之间的一种突围状态和辩证关系。失去生命独特内涵的言语，“如聚群匠共画一壁，非复艺术，不过一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22)。可见，言语生命智慧教育，需要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通过适切的言语实践形式，将人潜在的生命特性诱导并培育出来，在顺应语言规范的基础上，将人的生命能量合理释放，从而达到“语言、世界(自然、社会、人文)与人的生命活动”之间全面互动、和谐发展的自由状态。言语生命智慧教育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的生命逐渐敞亮、全身心渗透其间的过程;是主体间的生命体验和感悟既冲突又相融的过程。言语生命智慧教育，更关注语文教育内在的人文特质，更贴近语言与人的本质联系;在维护社会基本言语秩序的前提下，更加注重陶冶、培育人的言语想象力和创造力，鼓励学生去开创更真、更善、更美的言语世界之可能。言语生命智慧教育，超越了学科中心，是真正属于人的自由教育，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 (二)言语生命智慧教育的早期探索

1.言语生命智慧教育萌发的背景——语文教育与人文精神的讨论

随着过度的言语技能训练对人的自由本性的压抑逐渐显现，人们开始对语文教育中的科学主义进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市教育局教研室陈钟樑等学者提出语文教学中涉及的许多内容具有感悟性、模糊性等特点，因此在建构语文教学内容体系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智力背景和语言的文化底蕴等因素;(23)。

《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刊登了邹静之、王丽和薛毅等围绕中小学语文教育所写的三篇文章，引发了关于语文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大的讨论。钱理群认为：“我觉得我们的语文教育应该给孩子以梦，给孩子一个‘精神的底子’。这也是一个语文教师的责任。”(24)杨东平认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将充满人性之美、最具趣味的语文变成枯燥乏味的技艺之学、知识之学，乃至变为一种应试训练。”(25)通过那次讨论，人们逐渐认识到语文与教育自身固有的人文属性，体会到语文教育与培养人的内在关联和意蕴。从而使语文教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趋向动态平衡，这促进了言语生命智慧教育的萌发。

2.言语生命智慧教育萌发的标志——“语文素养”取代“语文能力”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