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南北限天堑。倚楼谁弄新声重，城门正掩。……’此词感慨忠愤，与辛幼安‘千古江山’一词相伯仲。”［5］(卷5)由于天堑难以飞渡，在游牧民族进入中原，难以跨过长江的岁月，许多汉族的大家族迁移到长江以南，把长江流域开发得比黄河流域还要发达。游牧民族滞留在北方，景仰衣冠文物，浸染中原文明，不出三四代就逐渐汉化或华夏化了;而长江文明在南方发展起来之后，又反过来实行了更高程度的南北融合，这就形成种族和文化上的一种“太极推移”奇观。自从《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1］(P．82)历千余年至宋，“周敦颐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6］(卷427，《周敦颐传》)这种宇宙创生论其后的发展，则被描绘成“初孔子赞易，以为易有太极，一再传至于孟子，后之人不得其传焉。至宋濂溪周子，创图立说以为道学宗师，而传之河南二程子及横渠张子，继之以龟山杨氏、广平游氏以至于晦庵朱氏，中间虽为(蔡)京、(秦)桧、(韩)侂胄诸人梗踣，而其学益盛”。［7］(卷49，引《太极书院记》)因而神秘的“太极图”，成为传统中国深入人心的宇宙生成模式。祛除其神秘的成分，有必要取其形式，引入对中华文明生命力模式的解释。认识中华民族恒久不断的生命力，必须具有这种整体观的框架，才能进入民族国家发展脉络的深处，破解许多千古之谜。既然关注民族生命力“太极推移”的整体观，就必然会进一步思考“太极眼”的存在。于此有必要考察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吴文化的第一个命题就是“泰伯开吴”。吴泰伯是周文王的伯父，他把社稷江山让给季历，再传给周文王、周武王，泰伯和二弟雍仲出奔荆蛮，开拓句吴。从陕西岐山一带，南下长江流域，一直东去太湖流域，这有什么根本性的意义呢?中华文明的两大系统，黄河系统和长江系统的“对角线”被牵动了，从而对整个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无休无止的“对角线效应”。太湖流域是米粮仓，是文化智库，是工商文化发源地，成了中华文明“太极推移”中百川归海的东南“太极眼”。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太极推移”中，除了吴文化之外，巴蜀文化也是关键。二千多年南北纷争有一个规律，谁得巴蜀，谁得一统。因为北方游牧民族要在下游过长江很难，那是南朝的心腹要地，必有重兵把守，定要展开你死我活的厮杀;但是巴蜀远离京城，守卫可能松懈，将领并非嫡系，占领巴蜀相对容易。一旦占领巴蜀，实际上已经过江，而且雄居长江的中上游。秦统一中国是先有蜀地;晋统一中国，是先灭蜀汉，后灭东吴;隋朝的统一，是由于侯景之乱后，北方已经占领了巴蜀;宋统一中国的时候，先取长江中游的荆州，再取后蜀，然后才消灭南唐。这里有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关于柳永词的故事:“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8］(丙编卷1)金人始终没有进入巴蜀，金主完颜亮就面对“天堑无涯”，想从长江天堑采石矶过江，屯兵40万，大有“投鞭渡江之志”，来势汹汹。却给时为中书舍人、到前线劳军的书生虞允文，收罗了零散的士兵和船只一万八千人，在长江上把他打败了。他撤退时被部下刺杀，因而保存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元朝灭金之后40年才灭南宋，也是先拿下成都和大理国，甚至蒙哥汗战死在重庆附近的山城钓鱼城，这叫做“上帝折鞭”的战役，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所以巴蜀是两条江河“太极推移”的枢纽，与太湖流域一文一武、一刚一柔，形成了江之头、江之尾的两个“太极眼”。这是从文学地理学的整体性思维上看问题的结论。整体性思维具有很强的覆盖性、贯通性和综合性，它的充分运用，有助于还原文明发展的生命过程。

互动性思维与李杜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