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性思维是一种考察相互关系的思维，在关系中比较和深化意义的考察。其要点，是对不同区域文化类型、族群划分、文化层析，不采取孤立的、割裂的态度，而是在分中求合，交相映照，特征互衬，意义互释。古有所谓“盘结而交互也。……互字或作牙，豕牙之盘曲，犬牙之相入也”［9］(《谷永传》)，不同领域盘结交互，有助于比较各自特征，深入研究它们互动、互补、转化的功能，梳理它们的轻重、浓淡、正反、离合所编织成的文化网络。这本来是中国文化擅长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1］(PP．78－82)《大戴礼记•本命篇》则以往返变化的说法，描述阴与阳之间的互动:“阴穷反阳，阳穷反阴……阴以阳化;阳以阴变……一阴一阳然后成道。”［10］(卷13)宋代陆象山认为:“《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进退、往来、阖辟、盈虚、消长、尊卑、贵贱、表里、隐显、向背、顺逆、存亡、得丧、出入、行藏，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奇耦相寻，变化无穷，故曰‘其为道也屡迁’。”［11］(卷12，《濂溪学案》下，附《朱陆太极图说辨》)他在20组辩证对立和依存的关系中，谈论阴阳互动。清人戴震则强调互动中的“动”字，在于流行与生息:“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一阴一阳，流行不已，夫是之谓道而已。”［12］(卷中)这种源于《易》学的互动思想，是在关系中考察运动，在运动中深化意义。采用互动性思维，分析盛唐两位最重要的诗人李白和杜甫，可以深化对中国诗性智慧之独特与博大的理解。唐王朝极盛时期的疆域，如《新唐书•地理志》所说:“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府治今朝鲜平壤)，西至安西(府治今新疆库车，边境至中亚咸海)，南至日南(郡治今越南清化)，北至单于府(北境过小海，即贝加尔湖)”，［13］人口在5000万左右。仅北方内迁的少数民族也在200万以上。李唐王族本是一个父汉母胡的族姓，唐太宗又立了一个“天可汗”的传统:“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4］(卷198)这种空前宏大的天下视境，赋予以诗歌为最高精神方式的盛唐诗人以无比开阔的创造精神空间。因此闻一多说，不仅要研究“唐诗”，而且要研究“诗唐”，诗的唐朝，诗的中国。在诗的唐朝中，李白被称为天上派来的诗人，李白在《对酒忆贺监(秘书监贺知章)》的序中早就透露，贺知章在长安紫极宫和他见面时，“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并作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15］(卷23，P．1085)杜甫也知道这个故事，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一开头就说:“昔年有狂客，呼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贺知章“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的是那首《蜀道难》，诗的开头就操着四川腔调，仿佛开山力士面对险峻的群山，石破天惊地喊出一首开山谣:“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脱口而出之处，犹若川江号子，或是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派”的荒腔野调，这是在宣泄着人的原始的、也是自由的心声。李白诗受到长江文明的哺育，他出川的第一歌《峨眉山月歌》就是抒写对长江支流、峡谷的故乡恋情:“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的峨眉山月是映照江流，属于长江的。出了三峡，李白的心胸顿时开阔，所谓“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渡荆门送别》)。面对如此开阔的江面，他又写了《秋下荆门》:“霜落荆门江树空，片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

剡中在浙江，现在已成了唐诗之路的佳丽山水地，一到江南，李白就陶醉于山光水色，形成“名山情结”。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其主体的感受就是“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这个“远”字，就是远离尘俗纷扰，追慕魏晋风流，或如陶渊明所说“心远地自偏”、“复得返自然”。其中的趣味有与孟浩然相通之处，比如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广陵郡的治所，在今日的扬州，史载当时“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资治通鉴》，卷259)。李白送朋友远游，送别了朋友，也放飞了心灵，他以自由奔放的诗的形式张扬着长江文明。只不过李白诗的长江文明气息，还加进了不少西域胡人的气息。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受托为李白诗集写《草堂集序》，交代李白的家族为“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中叶获罪，谪居条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15］(卷31附录，P．1443)以李阳冰的身份，这里攀缘权贵的作风或许有之，但家族迁移的路线不必造假。在李白去世56年后，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找到李白的孙女，在为李白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时，提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附近)，当时属于条支都督府，唐高宗时为安西四镇之一。并且记载李白祖先乃“陇西成纪人”，又从李白之子伯禽手疏残纸中，约略知为“凉武昭王九代孙”，“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神龙初，潜回广汉，因侨为郡人”。［15］(卷31附录，P．1462)这与李阳冰的说法相吻合。李白有诗云:“安西渺乡关，流浪将何之。”(《江西送友人之罗浮》)他把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当作“乡关”，诉说着流浪的滋味。西域碎叶城，是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大将军裴行俭、王方翼所筑，武则天圣历二年(699)以阿史那解瑟罗为平西大总管，镇守碎叶，时在李白出生的前两年。此后不久，西突厥占领碎叶，解瑟罗率领部民六七万人迁移到内地，李白五六岁时，大概也是随着这股移民潮到了四川内地的。因此，李白中年从长江来到长安之后，他在胡人酒店中感受到童年熟悉的热烈奔放的气氛，对酒家胡姬别有柔肠。看他那首《少年行》写得多么潇洒:“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又看那《白鼻騧》写得何等排场:“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这还没有进酒店，一进酒店就发现有如《前有樽酒行》所说:“胡姬貌似花，当垆笑春风。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这三首诗四次使用“春风”一词，“春风”简直是胡姬的代名词。由于李白的精神深处埋下了胡人文化的基因，他晚年因永王李璘事件流放夜郎，在白帝城得到赦书，返回江陵的时候，写下了《早发白帝城》一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里的“还”字很关键，读懂这个“还”字，就读懂了李白。李白终年61岁，此时的他已经59岁，此处的“还”不是还到故乡川西北的青莲镇，李白缺乏农业文明中“落叶归根”的意识，他的家族在青莲镇也只是个客户。这里渗透着胡地客商四海为家的意识，“还”回江南，他已把长江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了。从本质上说，杜甫诗是中原黄河文明的产物。杜诗中篇幅最长的一首五言古诗《北征》，70韵140句，是典型的杜甫风格。它写于杜甫46岁，因在左拾遗任上进谏触犯了唐德宗，被批准回鄜州探亲。此诗一向评价甚高，有所谓“似骚似史，似记似碑……足与国风、雅、颂相表里”之誉。［16］(卷3，引《潜溪诗话》中黄庭坚语)把杜诗比拟为经，就是把杜甫视为“诗圣”。这首诗开头就采用了“拟经”的笔法，学着《春秋左氏传》的口吻纪事:“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杜甫的文化基因，来自京兆、河洛的中原核心地区的文化。他认同两个祖宗源头:一个是远祖杜预，一个是近祖杜审言。杜预是京兆杜陵人，为晋朝镇南大将军消灭东吴，号称“杜武库”;又酷爱《左传》，将之与《春秋经》合并作注，成为“十三经注疏”的范本，号称“左氏癖”。杜甫30岁时，曾亲赴墓地，祭奠杜预，作《祭远祖当阳君文》，以继承家族的儒家史学为“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的志向。［17］(卷25)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唐前期格律诗趋向成熟过程中的重要诗人，甚至放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18］(《杜审言传》)杜甫是把诗当作杜家最高荣耀的，在儿子生日时交待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自我夸耀:“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杜甫从小家庭作业当然离不开格律诗的训练，以致晚年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杜甫的根基在中原，在安史之乱中浪迹天涯，他感受到的是流离失所的凄惶。安史之乱后，他举家流亡入蜀，49岁在朋友的帮助下，建造了一个并不牢固的草堂于成都浣花溪畔。次年秋天狂风破屋，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开头采用“萧肴”韵，发出仰天长啸的悲怆的长调。此时他的朋友严武还差三四个月未来当成都尹，他还是一个没有靠山的客户，因此南村群童无所顾忌地当面抢走他的茅草，他只好“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依杖自叹息”，流亡的客户没有乡亲的救援。这里换为入声韵，给人饮泣吞声之感。此后诗人经受着长夜苦雨的万般孤独，可贵的是他能破解孤独，表达出一种人文关怀，愿天下寒士能得广厦千万间以安居乐业。这可以说，是客居的孤独和凄凉，激发了他普济天下的“杜甫草堂精神”。特别有趣的是，与李白59岁在白帝城遇赦，欢快地“千里江陵一日还”，“还”到远离四川家乡的江陵大为不同，杜甫52岁在蜀中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回首中原，简直归心似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襄阳是杜预建功立业之地，洛阳是杜甫出生地巩县的首府，他的还乡意向是非常强烈的。在还乡意向上，杜甫诗和李白诗，存在着不同的精神指向。这里还想补充考证一桩“杜甫与海棠花”的千古公案。杜甫48岁(乾元二年，759年)入蜀，57岁(大历三年，768年)离开夔州出三峡，在巴蜀地区居留了将近十年。蜀地向来有“海棠国”的美名，到了蜀地的陆游就对海棠大加赞美:“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陆游甚至觉得:“老杜不应无海棠诗，意其失传尔。”［19］不料杜甫近十年时间，真的没有写过海棠诗。“楚辞无梅，杜诗无海棠”，是诗史上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是宋朝诗人醉心海棠，他们对自己推为“诗圣”的杜甫从未写过海棠，实在是大惑不解，以致有点失落。王安石赋梅花的诗中这样解释:“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认为杜甫对梅花的趣味压倒了对海棠花的趣味，还杜甫一个高雅。苏东坡则游戏笔墨。据宋代的《庚溪诗话》说，苏轼流放的时候，常与官妓喝酒，即兴赋诗。但色艺俱佳的妓女李宜，却没有得诗的荣幸。她在苏轼即将调离的筵席上，哭泣求诗，苏轼出口成章:“东坡居士文名久，何事无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20］(卷下)作为蜀地诗人的苏轼，对于杜甫没有海棠诗似乎并不介意，他不写由他去吧，我来写就得了。不过，更多的宋人是介意的，他们要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才放心。宋人蔡正孙《诗林广记》卷八引《古今诗话》说:“杜子美母名海棠，子美讳之，故集中绝无海棠诗。”诗话论古今，那么“古”到谁呢?《佩文斋广群芳谱》说，是宋朝王禹偁诗话，引文是:“杜子美避地蜀中，未尝有一诗说着海棠，以其生母名海棠也。”［21］(《种植部》)这还不够，因为李白把杨贵妃比拟牡丹，宋人非要造出一个用海棠比拟杨贵妃的故事不可。恰好苏轼有一首《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这是最好的海棠诗，是经得起编织几个有关花与美人的神话的。于是宋代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说:“东坡《海棠》诗: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事见《太真外传》曰:‘上皇登沉香亭，诏太真妃子。妃子时卯酒未醒，命(高)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韵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以后的诗词屡屡出现“睡海棠”的意象。以睡海棠比喻美人，可见宋人在理学空气渐浓的时候，还在保留和发展着晚唐五代以来的那点香艳与风流。应该说，宋人崇杜，因由杜诗无海棠的迷惑与焦虑，引发了“杜母名叫海棠”的猜测。对于这种猜测，元人吾衍已斥其非:“杜甫无海棠诗，相传其母名海棠，故讳之。余尝观李白、李贺等集亦无之，岂其母亦同名耶?”其实不仅李白、李贺集子中无海棠，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的集子中也无海棠。海棠作为诗词意象，是中晚唐以后的事情。宋李昉等人编的《文苑英华》卷322，收入海棠诗7首，把王维《左掖梨花》改名为《左掖海棠咏》，又把中唐李绅的《海棠梨》是改题为《海棠》，系在王维的名下。如此乱改诗题、张冠李戴，说明宋人刻意要把海棠意象的营构，追踪至盛唐。李绅用了《海棠梨》的题目，已经够早了，他在中唐与李德裕、元稹同时，号为“三俊”。李绅属于9世纪，比属于8世纪的杜甫晚几十年，李绅尚且在海棠的后面缀上一个“梨”字。《文苑英华》收晚唐薛能、温庭筠、郑谷的5首海棠诗，倒是货真价实。薛能作《海棠诗并序》说:“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工部子美于斯有之矣。……何天之厚余，获此遗遇。”他的七言《海棠》诗，写得也热闹:“四海应无蜀海棠，一时开处一城香。”可见晚唐诗中的海棠才成气候，至于杜甫的时代，海棠尚未作为引人注目的诗性意象，进入诗人的视野。因而杜甫母亲，作为盛唐以前中原的一个女性，又何从以海棠为名?那都是尊崇杜诗的宋人，以幻觉造出的错觉。至于李白和杜甫，他们咏花，分别注意到牡丹和梅花，诗歌意象史实际上蕴含着诗人的精神史。

交融性思路与“炉灶创造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