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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谈及学习《论语》的方法时说:“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孔门答问，曾子闻的话颜子未必与闻，颜子闻的话子贡未必与闻，今却合在《论语》一书，后世学者岂不是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又说:“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无异。《论语》是每日零碎问。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说千言万语，皆是一理。须是透得，则推之其它，道理皆通。”［4］(卷19，《论语•语孟纲领》)将零星加以组合，不能停留在1+1的凑合上，而是要用心通透，揭示其深层的“一以贯之”的原理，如此得到的整体性方是有生命力的整体性。一本书尚且需要如此，更何况面对的是伟大的文明。因此，整体性思维，是一种需要极具透视能力的文化思维方式。今日之中国，尤其需要以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整体性眼光，来考察一些具体的专业性的问题，把博通和专精统一成一种可以同世界进行深层对话的学理体系。中华文明延续发展几千年，未曾中断，而且往往能够逢凶化吉，变得越来越博大精深，原因何在?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文学者都应该思考的“超级命题”。以往的解释往往强调的是儒家思想或者儒道释文化思想结构的“超稳定性”，这不妨权当一个道理。但是，中世纪崛起在北方的“草原帝国”驰马挥刀杀过来的危机关头，难道你拱手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对方就会翻身下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问题绝不如此彬彬有礼。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除了黄河文明之外，还有长江文明，两条江河文明共筑整体文明的腹地。这两条江河的文明，且不说比起古埃及只有尼罗河河谷一线的绿洲文明，就是比起西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现伊拉克境内)这块被称为“新月沃土”的两河流域来，也要大七倍，这使我们的民族在抵御风险的时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自然应该对古巴比伦、亚述等文明的天文历法、数学、楔形文字，尤其是巴比伦城有“悬空的天堂”之誉的空中花园，满怀敬意;但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这块40～50万平方公里的“两河流域”，毕竟在幅员上难以同超过300万平方公里的黄河、长江流域相媲美。试设想一下，中世纪崛起的从兴安岭一直到中亚、欧洲的这个草原帝国，是“上帝的鞭子”，专门摧毁了很多南方的古老农业文明;而中国，也轮番地受到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的超级军事力量的冲击，但是唯有中国在东亚大地上坚持住了，而且在一轮又一轮的南北融合中发展壮大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除了有黄河文明之外，还有长江文明。长城在平时是可以抵挡游牧民族的，甚至可以在长城各个关口“互通关市”;但到游牧民族发展到极致、统一广阔草原上的诸部落时，长城就挡不住了。那么，是谁挡的呢?是长江。世界上确实很难找到第二个国家如此幸运，在它的民族发生冲突的时候，有长江巨流作为天然的隔离带。《隋书•五行志》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虽然说此话者并非其人，陈朝近臣如此有恃无恐，岂知隋军占有巴蜀，实际上已经过江。倒是明朝取天下最重要的谋士刘基写的《绝句》有些趣味:“天堑长江似海深，江头山鬼笑埋金。东家酿酒西家醉，世上英雄各有心。”这位谋略天才看到了似海深的长江天堑并不能消磨世上英雄的野心，只留下江头山鬼嘲笑那些败亡王朝的埋金逃难行为。明人杨慎如此评议岳飞之孙岳珂的一首词:“岳珂《北固亭•祝英台近》填词云:‘……漫登览。极目万里沙场，事业频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