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体性、互动性思路之后，进一步的追求是融会贯通。所谓交融性思路，特点一是交，交接以贯通诸端;二是融，融化以求创新。《周易•泰卦》的“彖辞”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22］通就是融，融有明亮、溶化、流通之义，“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于大海”。［23］(卷2，引《(晋)王重请义书》)互动力求交融，交融才有整体。将完整把握、细致梳理出来的各种材料，进行定位定性比较挖掘，然后在贯通中进到一种化境，在交融中创造新的学理。《释名》云:“灶，造也，创造食物也。”［24］(卷80，《水部》)中国古人遵循“述而不作”，少言创造，“作”就是创造。唯《释名》所言创造，最有意思。据说炎帝是火神，灶间生火，将百物煮生为熟，改变了性质，为人食用，就是创造。这就是说，创造要善于选择材料，精于调配，以智慧之火，再造材料的性质，造福于人类。在交融性的创造思维中，选料和调配，是不可或缺的前期工序。众所周知，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是先秦时代最后一个大思想家。韩非的学术影响了中国两千年，虽然帝王们都满口孔孟，打着仁义旗号，但是骨子里推行韩非的集权专制的法术。韩非讲究政治的有效性，批评儒家在乱世里玩弄无用的“仁政”，他认为，慈母出败子，母亲过于慈祥就要出败家子。所以他是把政治从伦理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理体系。在先秦诸子中，韩非跟王族血统最接近，是韩国诸公子，但就是他第一个敏锐地以独立的政治学向血缘关系开刀。谁对王权危害最大?韩非子认为对国王最危险的是同床，是同房，是重臣。他说:国王好色则太子危，国王好外则丞相危。［25］(《内储说下六微》，引晋国狐突的话)王后在儿子当上太子之后，颜色逐渐衰老，如果国王好色，喜欢年轻的新宠，就可能因为新宠得子，废掉太子。因此这时的王后和太子，恨不得国王早死。国王早死后，他(她)们的物质生活、甚至性生活，都可能得到更大的满足。如果国王不太好色，而勤管外面的朝政，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都懂，丞相和大臣就无所措手足，难免触犯龙颜，身家不保。韩非的特点是把人性看得太坏，似乎到处都是坏人，需要推行重刑峻法。韩非当过荀子的学生，这在史书中有明文记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26］(《老子韩非列传》，P．1314)。韩非和李斯都拜过荀子为师，战国末年三位思想巨头相聚，实在是学术思想史上的盛事。而且一位儒家大师教导出一位法家大师和一位法家重要的实践者，已是聚讼纷纭的千古公案。关键在于疏理清楚韩非、李斯多大年纪、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姿态当荀子的学生多长时间?这个关键破解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然而2000年来，人们找不出材料，也找不到切入口去解决这个思想史的疑案。实际上这个材料就在《韩非子》里，人们却熟视无睹。可见材料之选择、调配和激活，对于开拓性的研究何其重要。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荀子的生平。荀子是赵国人，50岁到齐国临淄当稷下先生，“三为祭酒”，“最为老师”。［26］(《孟子荀卿列传》，P．1490)祭酒就是稷下学宫的校长，“三为祭酒”不是说当过三届校长，而是他出入齐国三次，中间到外面走穴，去秦国拜见过丞相应侯范雎，这说明荀子有“用秦之心”。因为荀子已经看清楚，当时战国列强中唯一有前途的是秦国。他对应侯说，秦国政治体制、干部政策都很好，就是缺了一点儒的思想，“其殆无儒邪”，“此亦秦之所短”，［27］(《强国篇》)我来给你补充一下。可是应侯没有接受，可能由于应侯此时已是自身不保。荀子再返回稷下，就有人利用他与秦国这层关系造他的谣言，使他在齐国呆不下去了。这时楚国春申君就请他去当兰陵令，这是在春申君八年(公元前255年)，秦国应侯也是这一年被罢免。兰陵是现在山东南部苍山县的兰陵镇，是楚国新开拓的东夷之地。当兰陵令不久，又有人说荀子的坏话，说他治理好“百里之地”，就“可以取天下”。《荀子》书中说过，商汤王、周文王、武王以百里之地夺天下，①所以被人诬陷，他治理的兰陵县就是“百里之地”。因此他被春申君解雇，回到老家赵国。两年后，有人在春申君面前说荀子的好话，荀子再次受聘到楚国当兰陵令。在第二次去楚国的途中，荀子给春申君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收入《战国策•楚策》，名叫《疠怜王》，［28］“疠”是一种恶病，长着恶病的人还可怜国王，觉得当国王，比生病还难受和危险。这封信没有收入《荀子》，却在《韩非子》中发现与之大同小异的文章。［29］(卷4)以往一些老先生就反复考证、争辩这篇《疠怜王》的真伪，说是韩非子写的，不是荀子写的，因为没有收入《荀子》书中。中国学者碰到不同版本的文章，就一味地辩论真与伪。这里似乎缺乏一点“调和鼎鼐，夑理阴阳”的大眼光、大手笔。其实，这里存在着三种可能:(一)确实一真一伪;(二)韩非师从荀子，把老师的文章抄下来作为参考，随手混在自己的那批竹简里;(三)荀子授意韩非起草信件，然后经荀子修改，寄给春申君。荀子觉得信件初稿是韩非子写的，就没有收入自己的集子。韩非起了初稿后，留下底稿。那么，哪种可能性最合理、最可信呢?经过仔细地比较勘正，我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这篇文章是荀子授意韩非起草，韩非起草后留了个底，开了后来文人“捉刀”都存底备案的风气。荀子对草稿认真修改之后，才寄给春申君。对此，只要我们仔细比较《战国策》和《韩非子》两个文本，起码可以发现5条证据:(一)《战国策》文本删除了《韩非子》文本里一些具有明显的法家思想的话，比如“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云云，法家思想比较极端，被删除了;(二)采用了一个老儒所特长的“春秋笔法”。韩非文本写到齐国臣子崔杼杀国君，第一处叫“崔杼”，其他三处都叫做“崔子”，尊称崔杼为“子”(先生)。到《战国策》版本“崔子”的称呼都改了，删除了两个，保留的两个都改成“崔杼”，因为刺杀国君的叛臣，怎么能叫“崔子”呢?孔子修《春秋》，最重视以称呼寓褒贬，这个传统荀子是烂熟于心的，不会疏略到以尊称的“子”来称呼叛臣，应直称其名。而且《韩非子》文本的“杀君”，在《战国策》文本中也改作“弑君”，这都是老儒使用“春秋笔法”改文章留下的痕迹;(三)文中使用的历史故事是荀子所熟悉，而在韩非其他文章中没有用过的，可见是荀子授意的。赵武灵王把王位传授给儿子，自己当“主父”(太上王)，谁料大臣把他包围了100天，他被饿死在沙丘。后来秦始皇也死在沙丘，都在河北濮阳境内。荀子是赵国人，这是他少年时代发生的国家大事。还有一个齐国的故事，齐闵王被叛乱的臣子把筋挑出来，挂在梁上一天一夜痛死了。这个故事不见于历史记载，却是荀子去齐国当稷下先生之前两三年间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他听到的齐国宫廷秘闻。这些事情如果没有荀子授意，韩非难以与闻;(四)文章采取“疠怜王”的母题，不是法家的母题。法家是绝对君权主义，哪怕君王坏透了，也只有当起爪牙的份儿;儒者有“王者师”情结，尤其像荀子这样的老儒，不免对君王说三道四;(五)修改这篇文章之后，荀子兴致未减，又在后面加了一篇赋。赋是荀子创造的一种文体，《荀子》里专门有“赋篇”。根据这5条理由，可以证得《疠怜王》是荀子授意、韩非子起草，最后经过荀子修改，寄给春申君的信。《战国策》是从楚国档案中发现此信，《韩非子》又从韩非留下的底稿中录入。二者都是真，是过程中的真，不同层次上的真。如果这个考证是可信的，那么就可以接着解开一系列历史扭结。这封信是可以编年的，时在春申君第十年(公元前253年)，荀子第二次到楚国当兰陵令，既然让韩非代笔写信，韩非就已经是荀子的弟子了。此时荀子60多岁，韩非子40多岁，李斯20多岁。60多岁的荀子，已经是天下第一大儒;韩非还没有得到秦王政的称扬而名声远播，40多岁还被边缘化的这位“韩国诸公子”，法家思想已经形成体系，但是名气远不及荀子，所以他要投靠荀子门下“傍大腕”。曾经稷下的荀子，已经不是纯粹的儒者，沾染了法家思想和黄老之道，懂得帝王之术、甚至懂得兵家之术，所以他并不引导弟子趋向纯儒那一路。

那么，他们在何处聚首呢?在楚国的首都陈郢。楚国在湖北荆州的首都被秦国将领白起攻陷，楚襄王退保于陈，把首都迁到现在的河南淮阳。楚国这个新都，离韩非所在的韩国首都新郑，离李斯的家乡上蔡，都是方圆二三百里的距离，水陆交通方便。所以他们是在楚国首都陈郢聚首。时间、地点、年龄就因为一封信的考证，清清楚楚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20多岁的李斯，正是学习的年龄，经常在荀子身边，这从《荀子•议兵篇》中记载荀子与李斯的对话，以及《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入秦之前向荀子辞行请教等事迹中，都可以看出。而40多岁的韩非是国王之弟，必须留在韩国首都新郑寻找从政的机会，他可能一步登天，也可能长期被边缘化，因而他只能偶尔来陈郢看望荀子。韩非的思想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法家思想根深蒂固，他向荀子学习，是“傍大腕”，不是将荀子思想作为系统、而是作为一种智慧来学习。从韩非的书中可以看出，韩非对荀子不是很熟悉。《韩非子》里面涉及的荀子的材料只有一条，燕王哙没有听荀子劝告，把国家传给大臣子之(公元前316年)，造成身死而燕国的大乱。［25］(《难三篇》，P．228)《孟子》讲过燕国这次政治变异，《史记》也记载过此事，但是荀子如果20几岁去见燕王的话，荀子可是到春申君死后(公元前238年)退居兰陵著书，两个时间一对比，荀子非活到100多岁不可，所以这则记载属于道听途说，难以相信。《韩非子》提到春申君，说春申君是“楚庄王之弟”，［25］(《奸劫弑臣篇》，P．73)春申君黄歇不是楚国的王族，与楚庄王也相差二三百年，怎么可能是兄弟呢?所以韩非对聘请荀子的春申君也不熟悉，他跟荀子的关系不如李斯那么密切。李斯辞别荀子入秦，在秦王政的父亲秦庄襄王卒年，即公元前247年。由此可以推定，韩非、李斯拜荀子为师的时间，是公元前253—前247年，时间总共六七年。李斯入秦后14年(公元前233年)，韩非出使入秦，老同学已经十几年没有见面了，实在是今非昔比。秦王政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等篇章后，竟然说出这个话:“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要能够跟这个人一块来交游我死都值得，这个话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秦始皇那时候是25岁，韩非已近60岁，少年英发的一代雄主对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糟老头子，讲了这番饱含感情的话，到底是为什么?对几篇好文章，可以拍案称奇，至于以死发愿，古今罕见。以往我们是把《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吕不韦列传》《韩非列传》《李斯列传》《六国年表》分开来读的。如果采取融合性思维，把它放在一起阅读，我们对秦王政的过头话就有感觉了。秦王政是什么时候读到韩非的文章的呢?是他在解决吕不韦和嫪毐事件不久，或者解决接近尾声的时候。这场少年国王与太后、大臣对决，千钧一发，嫪毐发兵要拿他的脑袋，背后还有一个狼狈为奸的吕不韦。20多岁的秦王政是从刀尖上过闯来，心有余悸，痛定思痛，读到韩非对那些同房、同床、重臣的危害性淋漓尽致的剖析，实在出了一口恶气，解了心头之恨。有何证据表明秦王政是在解决嫪毐、吕不韦事件不久阅读韩非呢?因为解决吕不韦的事件的第二年，秦国就派兵攻打韩国，索取韩非，第三年韩非就出使入秦。将《史记》相关的本纪、列传、年表交融起来阅读和思考，我们就能看透秦王政对韩非子书以死相与的真实心理情感状态。最后，关于韩非之死与师弟李斯的关联。人们喜欢引用《史记》所说，李斯以为自己学问不如韩非，出于嫉妒心理害死韩非。韩非使秦的时候，李斯已经入秦14年，“官至廷尉”，已是秦国掌管刑狱的九卿之一。一个外国使者要争夺秦国最高法院院长的位置，谈何容易，没有必要因为一点嫉妒心，就害死当年的同学。李斯坐死韩非的原因是韩非“存韩”，韩国使者要保存韩国，这也是情理中事，何必害死人家?如果以交融性思维总览东周、秦汉文献，就可以发现，李斯处事是以自身的生存处境为中轴。他有一种“老鼠哲学”，认为“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26］(《李斯列传》，P．1653)老鼠在厕所就吃屎，在粮仓就吃粮食。四年前，韩国为了缓解秦国入侵的危机，就派郑国到秦国修水渠工程，以转移秦国的兵力。这个计谋被发现是为了“存韩”之后，秦王政就下了“逐客令”，驱逐六国人士，李斯也在逐客之列。他临行写了一篇《谏逐客令》，被召回重新任用。现在好了，又出来一个明显要“存韩”的韩非，又是李斯的同门，如果不明确划清界限，恐怕自身不保。他是从保存自己的目的，摘掉自己跟“存韩”的关系，坐死韩非，不然，再在“存韩”问题上跌跟斗，就爬不起来了。李斯这才与说客姚贾搬弄是非，促使秦王政将韩非投入监狱。一出手就不可收拾，最后李斯就狱中投药，毒死韩非。交融性思维的好处，在于它想问题不是一条筋，而是综合多种材料，统观多种可能，采取相互质疑、对证、筛选、组合的方式，还原历史现场和生命的秘密。综上所述，韩非子研究的不少千古谜团就如此解开了。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地理是文学的土壤，文学的生命依托，文学地理学就是寻找文学的土壤和生命的依托，使文学连通“地气”，唯此才能使文学研究对象返回本位，敞开视境，更新方法，深入本质。所谓“三条研究思路”，探讨的是方法论问题。中国最早讲“方法”，是墨子。这位出身百工的“草根显学”领袖，言理不离制造上取方取圆的方法。如《天志中》所说:“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圜与不圜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圜，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圜。’是以圜与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30］(卷七，《天志中》)如此讲方法，就是孟子所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了。孟子是以“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为说的，这就连带上建造房屋、制造器物了。如果说文学地理学是个大房子，那么四大领域三大思路，就是这座大房子的四大开间三级台阶，完整有序地引导我们登堂入室，建构我们文学地理学四大开间三级台阶的学理体制。

文学地理学的思路诌议就为朋友们整理到此，希望可以帮到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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