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潮流是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空间研究有一个背景，就是人文社科界的空间转向。它的核心词是“解构”，强调时空的特定和不确定性、时空的碎裂等，试图通过文本的重新解读来发现某些东西[51]；在学科关系上，人文地理与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关系再一次被强调。在后现代空间思想中，詹明信对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逻辑进行了“解构”[52]，卡尔维诺则用艺术的手法想象了各种各样“看不见的城市”[53]，福柯和桑内特对权力和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有精深论述[54,55]，国内学者对此也有探索[56]。后现代地理学也有一些经典案例，对于洛杉矶、巴尔的摩等城市，迪尔、哈维、索加也有解读[57-59]。后现代空间到底是一个转折，还是对以前的空间范式的契合？这一问题不好回答。某种程度上，后现代空间与康德的空间界定有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空间地位的上升方面，由于众多学科的介入，空间又成为大家的注目焦点，人文地理的学科地位也因而得到提升；其次是它与哲学的关系趋于紧密，尤其与后现代主义的论调密切相关；最后是它们都是三维空间。但是，这些相似却有不同的内涵：在空间地位的上升这一点上，以前把地理学视为专门的空间学科，现在是其他学科也开始切分这一块空间研究的蛋糕；在与哲学的关系这一点上，康德以理性批判为主要特点的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拒斥理性的哲学截然相反；在三维的内容侧重上，以往的三维非常强调物质性维度，而后现代却强调社会性这一维，反映出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关联。所以，正如索加所说，“空间太重要以致于不能仅仅留给那些专门的学科（如地理学和建筑），或者仅仅作为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空隙填充剂或事实背景。人类生活的空间性就象历史性和社会性一样，渗透在每一个学科或话语中。”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空间思想演变历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专门的空间科学到其他学科切入空间，反映出人文地理学不再拥有空间研究的特权和优先权。这似乎会使一些强调学科特权和知识垄断权的人感到失落。然而它确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和正在强化的趋势。其实，并非人文地理学如是，其他社会科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也面临这一问题。破除学科和知识特权正是后现代思想提供给我们的强大营养。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走向泛化的极端。毕竟，一门学科长期历史的积淀会给她自身打上独特的烙印。研究者必须承认、承继这种历史，然后才能打破它。在思想与历史、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个体与文化之间常常是一种辩证、紧张的关系。所以，对于人文地理学而言，我的最后结论是：有特点，没有特权。人文地理学空间研究特点正在于它的多重面向。也正是因为不同空间认识论都有其价值，价值大小也难以评估[60]，使得在学科史上引起持续争论的人文地理学学科地位与身份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结论，这种争论也在淡化。可以明确的是，人文地理学依赖哲学和其他学科为其做依据和工具，它们在使人文地理学身份陷入迷离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活力和魅力，这是人文地理学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关于未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已经予以提示：“到我明白所有象征的那一天”，可汗问马可，“我是否就终于真正拥有了我的帝国？”“陛下”，威尼斯人答道，“别这样想。到那时，你自己将是众多象征中的一个。”[53]致谢：本文是在2011年12月17日广州举行的第六届人文地理沙龙的报告基础上形成的。作者感谢沙龙组织者以及主办方华南师范大学的同行以及柴彦威教授、朱竑教授、李九全教授、吕拉昌教授等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人文地理学思想的转折概述就为朋友们整理到此，希望可以帮到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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