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文学地理与文学审美经验。艺术的本体就是审美经验，艺术创作的任务是“恢复作为艺术品的经验的精致与强烈的形式，与普遍承认的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活动，以及苦难之间的连续性。”?由此，“文艺美学的中心问题应该归诸于审美经验”。在中国古代，审美经验的产生源自于人与自然宇宙的同构与交感。一方面，由于人－地的同源性与同构性，《淮南子》卷七《精神训》说:“有二神混生。经营天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卦。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审美经验在哲学本体上依然是道、气、阴阳的一种运动存在，表征出规律的同一性。另一方面，以此为基础的审美经验存在方式首先在于天－人－地空间状态中的运动态，并以运动态的表象显现的变化态及其连续性来表征时间向度。在此条件之下，审美经验的发生和获得，只不过是立足于人－地及其关系、遵循道气运行法则，以交感而主要表征方式的自然发生而已。《文心雕龙•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瑐瑢?从而“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并烛照现实情况，“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诗序》)瑐瑣?审美经验复归于“地”，在这其中，“物”、“形体”、社会政治情况等又以“地”为母体和根本，是“地”的表征，成为人之精神的载体、运动空间和显现形态。可以说，人－地及其关系构成了审美经验赖以形成的核心维度，它不仅形塑了审美经验的运动场域、时空向度，乃至征象显现，并且在本体论上表现出与审美经验的同一性与去界限化。在这个基础上，人－地及其关系在人属经验基础上的情感化和审美化就是审美经验，它内涵于文学作品的整个文学创作程序及其作品之中，构成了文学地理的主要内涵与形成方式。其次，文学地理与文学表意方式。中国的文学表意方式中，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是思维方式的象性机制，如《文心雕龙•神思》中云:“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情感是神思运行的动力，思想需要物态化的载体来呈现，心物之间在感应与表达上实现一种高度契合，构成意义表达的核心机制与实践性原则，即“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其二是讲究“活法”的创作理念，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说:“学诗当识活法。……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瑐瑦?严羽认为诗歌创作“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活法”的目的在于对规律的学习与超越，即在以表意为核心主旨的情况下崇尚创新中心论，统筹着整个文学表意方式，显现为文学文本呈现与创作理念的复合与统一。其三是语用学意义上的“赋比兴”实践技法，钟嵘《诗品序》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些技法的使用不仅是象性思想机制的具体化与实践化，更是中国古代追求语言意义呈现出的委婉性与意义弥漫、延展的无限性，折射出美学境界与人格理念的一体性。其四，功用目的上的讽谏说与教化说。顺承上述原则，文学表意的基本原则与目的在于“主文而谲谏”(《毛诗序》)瑐瑩?，追求“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瑑瑠?，最终实现文学创作美学魅力与社会功能的统一。在这一言意系统与机制中，“活法”是统筹，“象性”思维是承转中心、实践枢纽，“赋比兴”是实践技法，功能是文学与社会的实践关系的再构建。比较之下，“象性思维”乃是重中之重。而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来看，“象性思维”的运用主要呈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物”象，即“托物言志”、“咏物抒怀”，这在诗歌文体中频繁出现;一是“事”象，即通过特定的事件及其叙述方式来实现特定的表意目的，或者说是表意的多重性，它经常出现在叙事文学中，当然在诗歌中或作为特定典故、书写对象，或是创作的特定语境出现等等。刘熙载在《艺概》卷一《文概》中一方面认为“文学本诗”，一方面觉得“叙事之学，须贯六经九流之旨;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为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也。……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瑑?瑡无论是“物”象，还是“事”象，都以一定的人－地关系范式，在文学化实践中呈现出:第一，文本构成要素。它们都是文学作品构成的主要要素之一，是文本与客观世界的联系纽带，这意味着它们都能在地理环境中找到自我原型，并且以个体体验性和文化复合性的方式成为文学创作与现实关系的集中表征。第二，美学空间。它们不仅承载着创作者直接或间接的审美经验，并且以其特定的物理条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和想象维度，它源自于地理，并且又以数量的累积和时间的叠加形塑成文化，复归于地理，由此构建起文学想象的底蕴、容量，乃至运动向度。第三，评价标准。地理以其“物”象和“事”象的方式和形态构成文学创作对象、现实基石，同时以其文化的形态成为文学创作的母体、深度，甚至是评判标准，这条标准指向文化与地理的统一性，具有裁决文学的权能。第四，地理的被创造与可超越性。“物”象和“事”象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和“活”法原则，都是基于地理意义之上的审美创造，它们以地理为根，同时折射出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创作法则以及美学理念，反过来又在塑造地理，并最终超越地理的物理性空间和时间，成为艺术的本旨，表征人类存在的方式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