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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对濮、越进行了探讨，认为濮、越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两个不同的古代族群。后由于历史原因，濮人不断向西、南、西南迁徙，到达了我国西南地区，与部分越人错居杂处，魏晋以后濮、越皆被称为僚，最后越人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族，而濮人除部分融合于越系、氐羌系民族外，其中的一部分演变为现代的仡佬族。

关键词：百濮;百越;源流;考古学文化

濮、越是我国古代南方两个大的族群，由于其分布地域广、支系较多且社会经济发展不一，因此也被称为百濮、百越。纵观我国学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诸多学者已开始关注濮、越系民族的研究，如罗香林、徐松石、谭其骧、林惠祥、杨成志、朱希祖、郑啸痒等，发表了大量文章，主要从历史文献角度对濮、越系民族进行了探讨。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濮、越系民族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学者们纷纷发表论著，深入研究有关濮、越的问题。①[注：参见陈国强：《百越民族史的研究情况和几点设想》，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此期的研究方法较前有了重大进步，开始关注相关的考古学文化;而八十年代成立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更促进了学界对百越系民族的关注和研究，多次召开了百越史研讨会，出版了一批论著，为我们今天认识濮、越系民族提供了很多借鉴和启示。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古代百越、百濮系民族的专门研究肇始于解放前，而研究高潮则集中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百越，对百濮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大多数的研究者从文献的角度对濮、越系民族作了探讨，而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对濮、越系民族，特别是濮系民族的探讨则不多见;对百濮、百越的关系问题仍各执异见，尚无定论。

对濮、越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濮、越是名称不同的同一族系;有的认为濮、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群;有的则认为要辨证分析，濮系民族中有一部分属百越，有一部分属孟高棉语族。我们认为，古代的濮、越系民族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两个不同的族群，后由于其居地接近且混居杂处，致使两者很多文化习俗、生活习惯颇为相似，并有相互融合之现象，以致给我们今天认识这两个族群带来了困难，也就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而多数学者也认为，古代百越、百濮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除部分与汉族、彝语支民族融合外，极大部分分别形成今天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族、苗瑶语族中的仡佬族。而战国以后分布于西南地区的濮人，应辨证看待，因为“在古代对民族的记载和分类并不十分科学和严格的情况下，往往出现用同一名称代表不同民族，或不同名称代表同一民族的情况”〔1〕。所以，正确认识百越、百濮之源及其关系意义重大。我们知道，对民族源流的研究，从方法论上讲，除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民族学资料外，还必须充分考虑相应的考古学文化。一种考古学文化并不一定就准确对应某一民族，但考古学文化中反映出来古代居民在经济、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特点又与古代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下面我们重点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濮、越及其关系，并试图对濮、越系民族特别是濮系民族的考古学文化特征进行探索。

一

据文献记载，古代的百越是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和南方地区的一个大的族群。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上海、浙江、福建、广西、广东、台湾、海南、贵州、云南等地均是古越族的活动地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上述地区发现、发掘了大量的“百越文化”遗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和南京的北阴阳营文化，江西修水山背文化，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台湾的大坌坑、圆山、凤鼻头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等。据研究，在上述百越活动的区域内，“与作为百越考古文化代表器物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的分布地区，不仅基本重合，而且这些器物总的说来都由当地土著先民所创造，这就有力地证明百越乃是当地土著先住民的后裔。”〔2〕(P27～28)

考古资料证实，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特别是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从东南到云贵高原都有带肩石器和有段石锛出土，这些石器的主人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

南京及其相邻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南京市内北阴阳营为代表。以北阴阳营下层墓葬为代表的遗存，石器都磨制得很精致，主要是斧、铲、锛、凿、锄、刀、纺轮等垦植、手工业工具，反映出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扁平石斧或石铲较多。石锛中除常型石锛外，还有长条形、宽长方形一面呈弧背或显出横脊的〔3〕(P141)，这也许是有段石锛在当地发展的雏形。总体而言，分布于长江下游苏皖地区的“湖熟文化”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事业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就是当时越人的文化，当地即为越人的传统聚居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