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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背景：钱币学会有很多会员是民间钱币收藏家，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十分重视钱币本身的形制、品相、奇特和稀缺等方面的问题，而对于钱币行使流通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够关心。比如流通中的“沙钱”是通货膨胀和民间私铸的结果流通中的折扣很复杂，反映一定时期的经济状况，而收藏家喜欢正品，不喜欢杂钱;又如民间流通使用的汇票，有的用毛笔批画得密密麻麻，实际上这是汇票背书转让的结果，它在流通中的贡献是很大的，那些所谓品相好的汇票窿没有流通过或没有被背书转让过，在历史上没有发挥过作用或发挥作用不大。但是很多收藏家不喜欢有毛笔批画过的汇票。我主张把钱币收藏与钱币研究结合起来，把钱币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

本文是1987年在山西省钱币学会学术讨论会上的讲演稿，曾发于1988年《山西金融》钱币增刊。

钱币的收藏和研究，包括系统地积累、收藏和研究历代硬币、纸币以及各种货币代用品，是一种很有趣的事情。西方国家钱币收藏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从17世纪起，有人开始对公私所藏货币进行评价、分类、展览等等，19世纪以后，各种关于钱币的目录、手册及著作不断问世，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钱币的收藏和研究。我国人民收藏和研究钱币的历史更为悠久。南北朝时，南朝人顾煩著有《钱谱》，他在这部书中曾引用过他之前的刘氏《泉志》资料。唐代封演著有《续钱谱》、张台又撰《钱泉》。宋代董迪著《续钱谱》10卷，李孝灵著《历史钱谱》，陶岳著《货泉录》，村镐著《铸钱故事》。南宋时洪遵于1149年发表《泉志》15卷，收录五代以前中外历史货币300多种。明有董通《钱谱》，胡我琨《钱通》。清代的钱币学研究又有很大发展，有江德量《钱变》24卷，翟木夫《泉志补考》和《泉志续编》各20卷。

收藏钱币的目的随收藏者各异。有的为了欣赏，有的为了投资，有的为了研究。不论哪种目的，一般说来被收藏的钱币价值不会低于其金属价值，随着保存期的推移，收藏者人数增加，造币厂标记的稀有，其价值会不断增长。然而，尽管钱币收藏研究在我国至少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而钱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相对金融学的发展则十分缓慢，始终停留在钱币形制、书体、重量、金属成色的考证上，基本上一直是考古学的一个部分。事实上，钱币的币材、形制、重量、成色及同时流通中的各种钱币的相互关系，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造成的，透过钱币的研究，可以揭示历史上若干经济现象的本质，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的重要资料。

我们在大量的历史铜钱中，经常看到一种重钱和各种不规格的劣质小钱(北方人称沙钱)，基本都是财政经济困难时期的产物。繁荣盛世，平钱流通顺利，物价平稳;财政拮据，经济衰败时期，钱币杂乱，物价波动。历史上多次出现政府铸造重钱(大钱)，通过法令，规定其与平钱母子相权，如当十、当百、当千大钱，说什么发行重钱可以节省采铜费用，而实际重钱的铸造，不是迫于消费需要，就是为了谋利。新王莽四次币制改革，其实质是什么?他的“大泉五十”，重12铢，顶50个“小泉”使用，每个“小泉”重1铢，毁12个小泉即可改铸1枚“大泉五十”，获利3倍。尽管王莽的钱铸造精良，但币制却混乱到不得不废弃。公元666年，唐高宗铸“乾封泉宝”，重2铢6繠(约1钱1分)，就要当“开元通宝”10枚使用(“开元通宝”重2铢4亲，即1钱)，也就是说重钱比平钱的实际价值只增加10%，其名义价值就要增加10倍，故行不到一年就废弃了。公元758年唐肃宗铸“乾元重宝”，又落得同样下场。公元1041年，为了筹措抵御西夏入侵的军费，宋王朝铸“庆历重宝”，曾在山西铸造当十的大钱30万缗调陕西补充军用。就连中国历史铸造最精、号称铁画银钩、徽宗御笔的“崇宁重宝”，“大观通玉”当五、当十钱，也是这样的产物。当今人们都在欣赏它的书体和制作工艺，岂知此钱曾是蔡京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钱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收进了蔡京的腰包。清代咸丰皇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铸造了咸丰大钱以飨军费。其中有当四、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大钱，最后的当千大钱不及最初当五十大钱重。民国初年，阎锡山也曾用制钱改铸铜元，熔3枚制钱改铸1枚当十铜元，后又铸当二十铜元，强迫民间以10个制钱兑换l枚当十铜元，仅此一举，盈利360万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