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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例与选文范围
一、总集的生成及其编纂体例
所谓总集，指的是按照一定的体例收录不同作者诗文作品的图书文献。
在中国古代图书文献中，春秋时代编纂成书的《诗三百》应是第一部诗歌总集。但早在西汉，人们就把《诗三百》视为儒家经典，称为《诗经》;从东汉刘向(前77-前6)父子的《七略》开始，历代书目都将《诗经》列入“经部”，而不把它当作总集[①]。
刘向辑录的《楚辞》，收录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宋玉(生卒年未详)等人的诗歌作品，原本也应属于诗歌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章句》提要即云：
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前200-前168)《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前154-前93)《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②]
但在历代书目中，又一直以“楚辞”别为一门，与集部的“总集”、“别集”并立[③]。《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类序”称：
《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④]
按《隋书》卷35《经籍四·集志》分集部为三类：楚辞类、总集类和别集类。其“楚辞类序”云：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前53-18)，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⑤]
既然后世文人在楚辞写作的体例与风格两方面都难以为继，那么就只能将楚辞单列一类，与后世的总集判然而别。
正因为如此，《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说：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⑥]
以西晋挚虞(约245-约312)的《文章流别集》为总集编纂体例之始，其说亦本于《隋书》卷35《经籍四·集志》：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滋以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⑦]
挚虞所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章流别集》41卷(梁60卷)，《文章流别志》、《文章流别论》各2卷[⑧]。“集”选录各体文章，“志”著录篇目及作家简历，“论”评述各体文章的源流、优劣，三者别名，合为一书，体例详尽完备。这是现有著录的最早的收录各体文章的著作，可惜早已佚失，唯遗残篇，无法睹其全貌[⑨]。
在挚虞之前，实已有总集的编纂。现知最早的总集，是王逸(约107-144在世)的“《汉诗》百二十三篇”[⑩]。此外，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在挚虞之前或同时编纂的总集，尚有：杜预(222-284)《善文》，应璩(?-252)《书林》，傅玄(217-278)《七林》，荀勖(生卒年未详)《晋歌诗》、《晋燕乐歌辞》，陈寿(233-297)、《魏名臣奏事》，荀绰(生卒年未详)《古今五言诗美文》，陈勰(生卒年未详)《杂碑》、《碑文》等[11]。但这些总集大抵都是汇聚某一体文章为一编的，与《文章流别集》的总汇各体文章有别。也许正因为如此，《隋书·经籍志》才以《文章流别集》作为总集的发铏之作。从总体上说，总集兴起于曹魏(220-265)西晋(265-316)之际，这是大致可以断定的。
要而言之，总集的生成，盖由于东汉末年之后，别集繁兴，所谓“众家之集，日滋以广”，于是为了避免读者翻检之劳倦，便于作者属辞之取则，各种文集总钞便逐渐涌现[12]。由此可见，总集生成的最初动因，不是为了保存典籍，而是为了读者和作者的实用。易言之，便于读者翻检和作者取则，这是总集的原初功能。南朝梁萧统(501-531)《文选序》说：
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辞(原文作“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精英，而(原文作“盖”)欲兼功，太半难矣![13]
正因为作品繁多，难于兼功，所以萧统不得不“略其芜秽，集其精英”，编为总集，以为当世作者写作的范式。上引《隋书·经籍志》所说的“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唐李善(约630-689)《上〈文选注〉表》所说的“后进英髦，咸资准的”[14]，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总集的这一原初功能，实本于类书。类书的功能，正如唐欧阳询(557-641)《艺文类聚序》所说的：“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15]
至于后世，“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为免散佚，才有了收罗全备的总集。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认为，综观历代作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的总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即从收集保存古典文献出发，尽量求全求备，辑集零章散篇，汇录全文，编成全集性的总集，如《全唐诗》(清彭定求等)、《全唐文》(清董诰等)之类;二是“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择优精选，辑成选集、选本之类的总集，如《唐文粹》(宋姚铉)、《皇朝文鉴》(宋吕祖谦)、《国朝文类》(元苏天爵)之类[16]。
正因为总集的原初功能是便于读者翻检和作者取则，因此从挚虞《文章流别集》发端，“类聚区分”[17]，“分体编录”[18]，即区别不同文体加以选编著录，便成为总集的基本编纂体例。因为分体编录，以类相从，使用者就可以便捷地“按图索骥”，根据自身写作的需要，翻检和阅读前人的相关作品，作为写作的楷模[19]。因此早期总集基本的编纂体例便是“分体编录”，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南朝梁萧统的《文选》等都是如此。由此而派生出一种别体，即辑录一代或历代同一体裁作品的总集，如南朝陈徐陵(507-583)的《玉台新咏》[20]。于是，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从一开始便相因相成：总集编纂成为文体分类的胚胎，文体分类成为总集编纂的根据。
那么，分体编录的总集又有哪些具体的基本体例呢?因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早已散佚，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首推《文选》，而且在实际上《文选》也成为后世编纂诗文总集的主要蓝本，因此我们便从《文选》入手，归纳分体编录的总集的基本体例。
《文选》为南朝梁太子萧统组织编纂[21]，萧统死后谥号“昭明”，所以此书后世又习称《昭明文选》。全书30卷，共收录先秦至南朝梁的作家130家，作品700余篇。萧统《文选序》云：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其(原文作“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别(原文作“判”)，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品(原文作“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善(原文无“善”字)话，辩士之舌(原文无“舌”字)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弗(原文作“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盖(原文无“盖”字)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原文为“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乎(原文为“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之(原文为“曰”)《文选》云耳。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略(原文为“各”)以时代相次。[22]
以萧统《文选序》为本，参照《文选》本文的情况，《文选》的编纂盖有如下5条基本体例：
第一，选文范围之例。“文”作为文籍的意思，有广狭二义：广义之“文”泛指所有的文字写作的文本，狭义之“文”特指文学写作的文本。而《文选》之“文”，盖取狭义，既不包括经籍、子籍，也不包括史籍中的言辞、记事之文，而仅取“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篇章，包括诗篇、赋作和文章。
第二，分体归类之例。虽然历时地看，各种篇章“随时变改，难可详悉”，但是采用共时性的观点，各种篇章毕竟各自有体，相因相承。因此总集编纂，便可“次文之体，各以汇聚”，即区别各种文体，分类加以编排篇章。
第三，体类排序之例。虽然文体“众制锋起，源流间出”，但是编纂总集，次其先后加以排序，何体在先，何体在后，应该有一定的顺序。
第四，二级分类之例。《文选序》称：“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这里所说的“类”，则非体类之“类”，而是体类之下的二级分类。而二级分类的分类标准，可以不同于一级分类，自有其特点。
第五，篇章排序之例。所谓“类分之中，略以时代相次”，即在各体各类之下所收录的篇章，一般按作者时代先后加以排序，以便历时地观察此体此类篇章写作的演变轨迹。
二、历代《文选》类总集概说
为了详细考察分类编录的总集的基本体例，本文拟抽样分析历代编纂的以《文选》为蓝本的总集，即“《文选》类总集”。如前所述，“《文选》类总集”最基本的编纂体例，是甄选历代的或当代的诗篇、赋作和文章，分体编录。本文拟抽样分析的《文选》类总集，按编纂时代先后依次为：《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文章辨体》、《明文衡》、《文体明辨》、《明文在》。本节即对各书情况略加说明。
《文苑英华》系宋初朝廷组织编纂的大型总集，有《四库全书》抄录明万历刊本、中华书局影印南宋刊残本配明刊本等。该书编纂，以翰林学士承旨李昉(925-996)、宋白(936-1012)等20余人先后主持其事，始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九月，成于雍熙三年十二月(公元已入987年)[23]。全书1000卷，共收录魏晋至晚唐五代的作家2000余人，诗、赋、文等作品近20000篇[24]。明胡维新(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重刻文苑英华序》云：
坟经义邈，词华郁蔓，延刘汉而接萧梁，昭明之《选》备矣。《苑》之集，始于梁，而部系类分，悉宗《选》例，非嗣文以承统乎?[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