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学论文一般包括: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文学语言研究、文学批评、文学史以及作家作品研究等几个主要研究领域。精品学习网论文网为您提供文学论文范文参考,以及文学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中庸》·《子思》·《子思子》--子思书源流考之探析
据《韩非子·显学》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思之儒”,《荀子·非十二子》亦将子思与孟子并称,故子思无疑是战国初期非常重要的思想家。然其书散失,其学放佚,不知曾令多少学者为之扼腕而叹!是以郭店竹简中有关子思的文献一经公布,立即唤起人们一揭千古之谜的浓厚兴趣。窃以为就竹简所见,澄清全部事实的证据仍然不足,但确实为推断这一公案提供了新的线索,并可据以落实部分事实。
一、南宋以前子思书的流传
关于子思书,大家都知道原书早已亡佚,现在行世的是南宋汪×和清代黄以周的两种重辑本,皆名曰《子思子》,但对南宋之前是书的流传情况,恐不甚了了。我在反复推敲历史上有关记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从先秦至南宋,子思名下的这部书前后出现过三种传本,分别代表其演变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先秦至刘向校书前的《中庸》四十九或四十七篇。
现存最早谈到子思著作的文献是《孔丛子》:
子思曰:“文王困于×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四十九篇。
《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与此相合:
伯鱼生×,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过去,由于人们判《孔丛子》为伪书,故不相信其史料价值。李学勤先生曾撰文指出,此书乃汉魏间的孔氏家学。我认为,这一判断应该是符合事实的。既然此书旧题陈胜博士孔鲋所作,故其主体部分当成于孔鲋之手,后由孔氏家族陆续增补完善。无论如何,《孔丛子》的这段记载与《史记》相合,当为信史。
不过,有人怀疑:“孔子作《春秋》在归鲁之后,不在困于陈、蔡时。子思于其祖不应谩言。”[1]其实,这里所说的文王困于×里作《周易》、孔子困于陈、蔡作《春秋》、子思困于宋作《中庸》,皆不应该机械地理解为受困之时著书,而应理解为受困之时发愤著书,及其真正著书,也许在受困之后。
也有人说,《中庸》仅一篇,而此处谓四十九篇,多寡太悬殊。对此,蒋建侯引翟灏之说云:“翟灏谓此四十九篇即《子思子》谓之《中庸》者,盖以首篇之名为全书之名。犹邹衍所作有四十九篇,而《史记·孟荀列传》仅言作《主运》;《屈原赋》尚有《九歌》等,而《史记·屈贾列传》仅言作《离骚》也。其说甚是。”[2]
我进而认为,在刘向校订之前,此书并无《子思》或《子思子》之名,时人只称之为《中庸》,《孔丛子》、《史记》皆称作《中庸》可以为证。
从《孔丛子》看,这部以首篇《中庸》命名的子思著作,共四十九篇。历史上也有类似的说法,只是篇数稍有出入。如李翱《复性书》曰:“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晁说之《中庸传》曰:“是书本四十七篇。”郑樵《六经奥论》亦曰:“《中庸》四十七篇。”[3]唐宋去古未远,其说当有所据。然《孔丛子》说是书四十九篇,为什么数家皆称四十七篇呢?蒋建侯解曰:“疑‘四十九篇’之‘九’乃‘七’字之讹。余所揣度果不谬,殆《汉志》所录之《子思子》二十三篇,各分上、下二篇,又加《序录》一篇,故为四十七篇与?”[4]余以为,或“九”为“七”之讹,或“七”为“九”之讹,尚难遽定。至于蒋氏谓四十七篇分《汉志》所录之二十三篇,恐误源为流了。另外,数家皆称此书为《中庸》,又进一步证实了《中庸》确为本名。
总之,此书乃子思困宋之后所作,本称《中庸》,共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是为祖本。
第二阶段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是为新编本。
在我看来,《汉志》所说的这个二十三篇本,是刘向在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的基础上校订而成的。《汉志》寥寥六字的记录,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刘向将书名由过去的《中庸》改为《子思》,以与其他子书同例。二是他又把过去的四十七篇或四十九篇编为二十三篇。
从汉代的有关记载看,先秦古籍,文字多有重复,篇卷也往往短小(郭店竹简和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竹简亦可证之)。刘向在《别录》中常常说,“所校仇”某某书“凡”某某篇(这个篇数一般为刘向所见各种传本的总篇数),“除复重”,“定著”某某篇。我想,刘向在校订《子思》时,也是依照这个程序进行的。可惜,其《子思书录》不传,若幸复得,其文当曰:“所校仇《子思》凡某某篇,除复重,定著二十三篇,皆以杀青,书可缮写”云云。
至于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具体如何演变为二十三篇本,盖有数种可能。一是,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本身就重复二十四或二十六篇,故“除复重”,可得二十三篇。二是,将四十七或四十九篇合并为二十三篇。三是,二十三篇本对四十七篇或四十九篇本既“除复重”,又合并原篇。四是,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流传到刘向时已多有佚失,仅得其中的二十三篇。一般说来,刘向校订的这部二十三篇本《子思》宜得其真。
然而,这个二十三篇本仅流传于汉魏时期,至迟在南北朝时已告亡佚(说详下文)。
第三阶段为《隋志》和《唐志》所著录的《子思子》七卷,是为重辑本。
直到现在,学者们一般认为这部七卷本和《汉志》所著录者为一书。这是一个误会。实际情况是,当时《汉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已经亡佚,学者重辑子思遗说,是为《子思子》七卷。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子思遗说重辑本。
这个看法,并非我的发明。早在明代,宋濂业已指出:“《子思子》七卷,亦后人缀辑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5]或许宋氏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故不为后人所接受。
在我看来,证据并非不显。
其一,篇卷数不符。《汉志》所载为二十三篇,《隋志》、《唐志》所载为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