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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陶渊明与鸟

魏晋时代是一个天姿烂漫、潇散发露的时代。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他们钟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著名的兰亭之游、金谷宴游风流千古;特别是山水、田园诗派均滥觞于此期。陶渊明更是造化所钟的“天生尤物”、是六朝时代的宁馨儿，他对自然的追求和对自然观的理解实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渊明的个性品格、诗歌题材、诗中之理、艺术风格无不表现了对自然的追求。自然与自由相关，渊明及魏晋士人对自然的渴望，实际上表征了他们对形体自由及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望。这种渴望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之后，变得尤为突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渊明的自然追求与鸟大有关联。与玄风盛行相表里的，是魏晋诗文中，鸟意象出现得比率明显增加。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应该说是有其深刻时代内涵的。

鸟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对象物，它的象征内涵是经过长期积淀的。《周易》之《中孚》、《明夷》、《渐》、《小过》等卦中均有鸟的影子，这里的鸟大体上象喻着坚贞自守、远遁自晦的高蹈情怀。《诗经》中的鸟意象更是不胜枚举。“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象征自由、和谐;“交交黄鸟，止于棘”，则暗示了不得其所的意味。此外，《庄子》“逍遥游”中高飞远举的大鹏，则是远大理想的象征。先民视野中的鸟开启了后代诗文中鸟的“原型意象”，归纳起来，大概为两类：一是追求宏大的境界，是经过拼搏后的自由;一是选择退守，是疏离主流群体的个体自由。两种鸟的原型意象，陶诗中兼而有之，可以看作是其人生转换的前后标志。渊明思想之转变实可以以鸟意象一以贯之。

一、渊明前期功业追求与鸟意象

六朝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世族与门第。任何个人都无法超越社会时代带给他的局限，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门第观念影响。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功勋仅亚于王导，史家把陶与王相提并论，比做周朝夹辅王室分陕而治的周公和召公，说：“陶士行(侃)据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导)为分陕之计，江东可立。”[1]又说陶侃“望隆分陕，理则宜然。”[2]渊明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仕官已历三世。如按照三世为官便成世族的传统，确实也不能目渊明为寒门了。考诸渊明诗文，可见其对家族历史的自豪感。《命子》诗中，诗人首先缅怀了祖先的光辉历史：“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又对曾祖陶侃的功业与人格高度赞美：“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踌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再如《赠长沙公》诗中，称自己的家族为“令族”，并将长沙公引为自豪，称其为“实宗之光”。诗曰：“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受大环境影响，陶渊明形成了一定的门第观念，这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股时代潮流。寒门士人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能跻身于世族高门的行列，而世族之胄也千方百计地善保家门、发扬宗族之光。因此，对于渊明的门第观念，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门第观念也与用世之心紧密相联。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建功立业、光耀门庭是士人的追求目标，在六朝时代，这两者更强烈地联系在一起。陶渊明带着一定的门第观念步入社会，沾溉着门第之泽，享受着由门第与家族带来的荣誉与利益。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享受权利的同时要为此付出代价。这种责任感主要不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官方意志，它实际上近乎内心的的律令。振兴家族、光耀门庭，并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六朝世族人士大多将个体功业的建立与家族命运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体与家族休戚与共，共损共荣。清代方东树说过这样的话：“昔人云：读杜诗，当作一部小经书读。余谓陶诗亦然。但何必云小也。”[3]可见，他是把陶诗当作儒家经典来推崇的。这种看法在历代并不罕见，如宋代的真德秀就曾说过：“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4]此说绝不是空穴来风、无根之谈，它们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渊明早年确实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并且形诸诗文。研读陶诗，会发现渊明早期的篇什中，多处流露出儒家的功业思想及用世之志。《停云》诗写道：“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以及功业难成的感慨。《时运》诗化用儒家所乐道的“曾点气象”，表达了渊明早年对儒家精神境界的欣羡之意。《荣木》一诗更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该诗第四章写到：“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从以上诗句中我们可以见出，渊明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我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能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呢?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渊明前期诗中言及功业之志间或用“鸟”意象来传达。鸟的高飞远举象征着人的功业追求，鲲鹏展翅九万里，境界何其高远!渊明早期诗中之鸟多用来表现其用世之心，功业追求。《杂诗》其五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看作是此期内心世界的写照。《停云》诗最后一章写“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未始没有期盼知音赏识的意味。渊明怀着眷眷用世之志走入社会，我们仿佛看到了他急切的脚步，感受到了他躁动的心跳。然而，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言，这是一个“杀夺而滥赏”的社会，“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5]因此，兴冲冲步入仕途的渊明不免碰壁，产生了矛盾与麻烦，在矛盾无法协调时，渊明开始了痛苦的转换。渊明在断断续续做了十三年官以后，终于辞官归田了，关于辞官的原因，他的藉口是“程氏妹丧于武昌”，后人则以为是耻于束带见督邮，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千古以来流为佳话。实际上其辞官深层原因是其质性与官场不和。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明确指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其《与子俨等疏》大意也是如此：“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感士不遇赋》中渊明更从社会政治现实角度揭示了辞官之由：“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封建社会特别是有晋一代，政治混乱，官场腐败，“政失准的，士无特操”。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的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还何谈实现政治理想!渊明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了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产生了摆脱现有生存方式寻找新生活的想法。

渊明此间思想转换仍以鸟意象传达。他形容此时的仕 宦经历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将官场生涯比作牢笼，将自己对个体自由的渴望比作恋旧林。《饮酒》其四更形象地描画了他此时的心态：“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渊明居官，本来是为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获得人生价值实现后的更大自由，而实际上他非但没拥有这种自由，反而失去了更本原的、更珍贵的自由。此时的渊明“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长期的官场生涯，使他认识到居官并不能实现他期待的“自由”，他并不能象大鹏那样扶摇直上九万里。因此此期诗中之鸟，意义发生了转换，即开始追求退守的自由——与主流社会疏离后的个体自由。个体欲在社会上立足，实现人生价值，方式和路径多种多样，质性和志向这二者有时候并不能统一，这时全靠个体的取舍。在这茫茫的暗夜中，渊明是多么需要有人指点迷津，也多么渴望有某种力量载他渡过这一段沼泽!这期间他以其深厚的人格素养完成了对一个又一个人生问题的思索与求证。黑暗与苦难磨炼了渊明，也成就了渊明，他终因对人生问题思考的广度与深度而成为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也开辟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新的生活理想与人生模式。叶嘉莹先生对此期陶渊明的分析较为细腻：“如以渊明之志意而言，则用世乃其本心，归田才是不得已。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 ，则归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于有‘违己交病’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6]

二、鸟与渊明的诗意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