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类分与辨析文体，已经逐渐蔚为时代风气，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论著。如曹丕(187-226)《典论·论文》、陆机(261-303)《文赋》、虞挚《文章流别论》、李充(生卒年不详，约307-337在世)《翰林论》、任昉(460-508)《文章始》(一名《文章缘起》)、刘勰(466?-539?)《文心雕龙》、萧统《文选》、颜之推(531-590后)《颜氏家训·文章》等，便是其中的荦荦大者。根据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概括出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生成方式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从分类对象来看，“泛文学观”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滋生繁衍的沃壤。
如前所述，汉人所谓“文章”或“文”盖有广、狭二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是如此，这就形成一种“泛文学观”(或称“杂文学观”)。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并非单纯的抒情、辞藻、音韵、修辞之学，而是一种源自宇宙之初，体现自然之道，旁及天地万物，使天人相互沟通，使人伦达臻至善的精神文化现象：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16]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17]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人)惟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18]
逮乎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19]
而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正是由无所不包的“人文”、“文籍”切入，具体化为赋、骚、诗等文体的分类。
正因为“文”或“文章”广之足以容纳所有的文字写作的文本，狭之也可包含所有文学写作的文本，因此，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就必然要求构建一个弹性的框架，可广可狭，可伸可缩，以容纳历代不断滋生繁衍的文体。于是，同一时代的人们对文体的分类往往迥然不同，如同在南朝萧梁时期，萧统《文选》分文体为39类，刘勰《文心雕龙》分文体为34类，而任昉《文章始》(一名《文章缘起》)论及的文体竟至81类。同一部著作的文体分类也可以采取弹性的框架，如《文心雕龙》在大体上分文体为34类之外，在《杂文》、《书记》两篇中还附列了若干种纷呈杂出的“准文体”。以至于不同时代的文体分类更可以差异甚大，以历代总集的文体分类为例，如《文选》分文体为39类[20]，《文苑英华》分为39类[21]，《唐文粹》分为26类[22]，《宋文鉴》分为60类，《元文类》分为43类，《文章辨体》分为59类[23]，《明文衡》分为41类，《文体明辨》分为127类[24]，《明文在》分为46类，如此等等。
第二，从分类实践来看，“因文立体”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生成确立的基本路数。
与基于行为方式或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不同，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更多地求助于文章自身的形态及其功能。易言之，在文章体系内，文章自身的形态及其功能成为文体分类的基本依据和标准。所谓“因文立体”，指的就是在文章体系内进行文体分类的具体操作实践中，不是先设定文类的逻辑体系，然后对单篇文章进行“对号入座”式的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自身形态或功能的相似性而得以合并归类，并为之确立“类名”。
在中国古代，“因文立体”地辨别区分文体类型，大致有两种略有差异的生成方式。一种是古已有之的文体，后人仿其意而变其辞，乃至辞意皆变，从而生成某种文体类型。例如挚虞论颂体的生成，云：
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25]
自有《鲁颂》之后，班固等人多有颂作，“与《鲁颂》体意相类”，唯因“古今之变”而有“文辞之异”，这是颂的正体。至于扬雄《赵充国颂》、傅毅《显宗颂》则“颂而似雅”，马融《广成颂》等又变而为赋，这是颂的变体。无论是正体还是变体，颂体无疑是延续《诗经》之“颂”，在文章体系内生成的文体类型。
“因文立体”地辨别区分文体类型还有另一种生成方式，这就是当一部具有典范性的文学作品问世以后，后世作家群起效法，不断复制，从而形成一个形态略同、功能相似的篇章系列，于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类型便破土而出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就曾指出：“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例如：
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七发》在形态上具有“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特征，在功能上具有“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的特征，成为前所未有的“独拔而伟丽”的典范性作品。而“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如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等等，纷至沓来，形成一个绵延不绝的篇章序列。“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饰，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26]于是便七体这种文体类型便蔚为大观了。
第三，从归类方法来看，“异中求同”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归纳类从的重要途径。
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文本同而末异”[27]，精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文体观念：所有文体的本源和内质是相同的、一元的，由这相同的、一元的本源和内质，派生出功能各异、形态有别的各种文体。易言之，在终极的意义上，所有文体都来源于一个本体，即刘勰所谓“天地之心”;而文体之所以千姿百态，乃由于不同文体的展现形态及其功能千变万化。因此，在对文体进行区分辨析、分体归类时，中国古人不仅既关注其异，也关注其同，既在同中求异，也在异中求同。于是，“异中求同”便成为使纷繁复杂的众多文体得以归纳类从的必由之途。
中国古人对众多文体的归纳类从，主要从文体的本源与文体的特征两方面着眼。
就文体的本源而言，古人认为所有文体均可溯源于五经，或者说正是五经生成了众多的文体。因此以五经为纲，众多文体便可以同类相聚，形成不同的文类序列。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