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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生成方式探析
一、赋予“文学”含义的“文章”
大要言之，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本文拟探讨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及其基本特征。
在先秦与西汉前期，“文学”一词多有“文章博学”的含义;以之代指文献典籍，则往往兼容经传、子史、诗赋等文字写作，与现代所谓“文学”的含义相去甚远。反而是“文章”一词，因其原为色彩错杂、花纹斑斓的意思，便被人借以用来特指有文藻的文字写作[①]。
到了西汉中后期，尤其是东汉前期，当人们以“文章”与“儒学”、“儒雅”或“儒术”相对称时，“文章”一词就赋予了接近于现代所谓“文学”的含义，确立了独立的意义。如班彪(3-54)曾上言曰：
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②]
班固(32-92)也记载道：
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③]
按，中宗即汉宣帝刘询(前91-前49，前74-前49在位)，其时是否已将文章与儒学别为二科，暂置不论。但是从上述两条资料可以看出，最晚在班彪、班固生活的年代，即东汉前期，人们已常常明确地将“文章”与“儒学”(或“儒雅”、“儒术”)相对称，这正是范晔(398-445)《后汉书》区分《文苑传》与《儒林传》的历史依据。东汉前期“文章”已经独立于“儒学”，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一个巨大的飞跃，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文化分类与文类分辨意识[④]。
但是，东汉前期人们所说的“文章”，往往仍然涵括各种文采斐然的文字写作，其内涵与外延仍与今人所说的“文学”有所差异。如《汉书》本传称扬雄(前53-18)：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司马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⑤]
班固认为，扬雄希望“成名于后世”的“文章”，既包括《太玄》、《法言》、《训纂》等经、子、史学术著作，也包括《州箴》、《反离骚》、《广骚》、《甘泉赋》、《羽猎赋》等文学作品。
而仅指后一意义的“文章”，亦即狭义的“文章”，东汉人习称为“文辞”[⑥]。如《汉书·地理志下》记蜀地风俗，云：
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⑦]
这里所谓“文辞”与“文章”上下互称，皆指经、史、子著述之外的诗赋等文学作品，含有更为纯粹的“文学”意义[⑧]。
上承东汉遗习，下染刘宋时风，范晔在《后汉书·文苑传》中，往往用狭义的“文章”一词，概指传主诗、赋、铭等文体的作品。如云：“(王隆)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⑨]“(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即司马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⑩]
绾结而言，汉人所谓“文章”盖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文章”略近于今人所说的“文学”。但即使是狭义的“文章”，其中所包含的文体也仍然相当庞杂。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正是在这样一种庞杂的文章体系之内生成的。
二、《诗赋略》与文体分类
中国古代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对各种文体进行分类，肇始于西汉末年刘歆(?-23)的目录学著作《七略》。在《七略》中，《诗赋略》与《六艺略》、《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相并列，著录的是狭义的“文章”中最纯粹的文学作品——诗与赋。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所收著作分为五类，即：屈原赋类、陆贾赋类、荀卿赋类、杂赋类、歌诗类。在这里，既有赋与诗两种文体的区别[11]，又有赋体中四种类型作品的类分。这种两级分类的文体分类方法，不仅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提供了基本的操作范型，也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由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引录《七略》时，在每类之后删除小序，我们已无法确知刘向父子将赋体分为四种类型的依据。但是依据赋体四种类型所著录的作品加以推测，赋分四体应有其内在的形态依据。例如姚振宗说：
按诗赋略，旧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赋，盖以体分，四曰杂赋，五曰歌诗。其中颇有类乎总集，亦有似乎别集。[12]
他认为，四赋的分类乃以文体的体制特征为标准，如屈原赋类“大抵皆楚骚之体”，陆贾赋类“大抵不尽为骚体”，荀卿赋类“大抵皆赋之纤小者”，杂赋类“大抵尤其纤小者”[13]。刘师培(1884-1919)则主要从文体的表现方式着眼，说：
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区析之故，班无明文，校雠之家，亦鲜讨论。今观“主客赋”十二家，皆为总集，萃众作为一编，故姓氏未标。馀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事徵材，旨诡而调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此古赋区别之大略也。[14]
与之相类，章炳麟(1869-1936)也从表现方式着眼，对杂赋以外的三类赋的特征做了更为简要的归纳，说：
《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15]
要之，《诗赋略》无论诗赋分体，还是赋分四类，都是以文体自身的形态特征作为分类标准的。虽然上述诸说皆为推测之论，但是无论《诗赋略》文体分类的义例如何，它毕竟是第一次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对不同文体进行直接的分类。在这一意义上，《诗赋略》堪称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的发端，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中具有首创意义。
三、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