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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尚书·尧典》：一篇古老的傩戏“剧本”

【内容提要】本文将《尚书.尧典》的叙述与驱傩仪式相对照，证明《尧典》是关于岁末大傩仪式的写照：舜巡四岳(以及羲和授时)是对历法演示仪式的描述，而舜放四凶则是四门磔除仪式的反映。与《尧典》所述情节如出一辙的傩戏至今仍在山西曲沃的《扇鼓傩仪》中完整地保留着。此说如果成立，则中国戏剧史的有史记载应从两千多年前的《尧典》开始，同时，它也再次证明了关于傩戏的民俗学考查对重建中国戏剧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书，《尧典》则是这部古书中的第一篇，它讲述的是远古名君尧和舜任人唯贤、除恶务尽、勤政爱民、鞠躬尽瘁的故事，历来为传统知识分子所艳称，但因其中君臣揖让、歌舞升平的景象太理想化，不象是真正的史实，更兼其用语多有战国乃至秦汉时代的语汇和修辞，因此，对《尧典》一文是否是唐虞盛世的实录，历来就有怀疑，至现代疑古学派出，《尧典》的造伪之迹更是昭然于世，时至今日，再也没有人把《尧典》当成实录的历史文献看待了。但是《尧典》究竟是一篇什么性质的文献?难道仅仅如疑古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战国或秦汉时代的儒家文人一篇政治寓言?或者如大部分历史学者所相信的那样，是后世史官追记古代民主制度的怀古之作?

笔者在《鼓之舞之以尽神》1一文从理论上证明，人类的原始叙事神话都有其巫术仪式原型，也就是说，巫术仪式是人类最原始的叙事方式，一件故事，在被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讲述或记载之前，就已被人们用仪式这种动作语言表演着了，人类最初的语言叙事只是对巫术仪式的描述或“翻版”。基于这一观点，笔者对诸如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中国古典神话的著名篇章和中国北方广泛流传的“狐狸精”故事进行了分析，揭示出了它们与原始仪式的渊源关系2。这些研究意味着，中国古典神话、古史传说大多并非仅仅源自民众的口头捏造或好事者的凭空虚构，而是有其古老的仪式渊源，也就是说，先王圣君的业绩在被用文字记载之前，或许已经在被用“戏剧”表演着了。正由于古老叙事是由原始表演中脱胎而出的，因此其文本修辞中必留有原始表演的“胎记”，通过对这些痕迹的发见和分析，我们就能揭示其仪式-戏剧原型。

《尧典》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叙事，那么，它是否也有原始仪式作为其叙事原型呢?回答是肯定的。《尧典》彻头彻尾是对一场岁终大傩仪式的写照，它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篇“剧本”，其中傩仪表演的遗迹昭然可辨，几千年来的文献学家和史学家们由于一直将之视为历史文献，竟然对此一直视而不见。

一、“舜放四凶”与“四门磔禳”

舜是《尧典》中的主角，《尧典》说舜接受了尧的禅让，舜上台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流放世代为非作殆的“四凶”：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左传.文公十八年》对此事有更详细的叙述，其中，鲁国太史克先历述了舜任用高阳氏八恺和高辛氏八元的事情，然后又讲到舜放四凶的故事：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大临、 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搜恶，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涛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可穷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沌、穷奇、涛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故《虞书》数舜之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尧典》中的四凶名叫共工、欢兜、三苗、鲧，而《左传》中的四凶被称为浑敦、穷奇、涛杌、饕餮，名称各异，《左传》杜预注认为浑敦即欢兜、穷奇即共工、涛杌即鲧，而对三苗和饕餮的关系则悬而未决，因为两个名字无论是音韵还是语义都相差太远，难以牵合。《史记.五帝本纪》将《尧典》之“四罪”和《左传》之“流四凶族”两段文字兼收并存，表明司马迁鉴于两段记载中的四凶名号不同，而不敢骤断两者所述为一事，这体现了史学家多闻阙疑的职业习惯，但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较之杜预更进一步，认定三苗亦即饕餮。杜预和张守节的训诂虽不足为据，但《尚书》之“四罪”与《左传》之“流四凶族”皆为舜承尧禅后首举之义事，因此，可以断定它们所指的是同一件事，而《尧典》之四凶亦必《左传》之四凶。

正因两组“四凶”的名号相差太远，因此，《左传》的注者杜预必须对此进行解释疏通。其注云，浑敦，谓“欢兜，浑敦不开通之貌;”穷奇，“谓共工，其行穷其好奇;”涛杌，“谓鲧，涛杌顽凶无俦匹之貌;”饕餮，“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可见，杜预显然认为浑敦、穷奇、涛杌和饕餮四者并非专名，而只是四类恶德败行的通称，分别指糊涂、好奇、顽凶、贪婪四种罪恶。实际上，《左传》中太史克的话已经暗示了这一点，所谓“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天下之民谓之穷奇”云云，正谓这四个名称并非是四凶人或四凶族的专名，而只是“天下之民”对四凶的“恶谥”，也就是说，四种“罪名”，这就意味着，尧舜之时实际上并无四个名叫浑敦、穷奇、涛杌、饕餮的坏人或凶族，所谓舜“流四凶族”，不过是说把犯有四种罪过的坏蛋流放出去而已。《左传》称“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之徒为“浑敦”，实在与我们今天称不行善事、专作恶事的不法之徒为“浑蛋”并无区别，“浑蛋”与“浑敦”两个词在语源上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尧典》“舜放四凶”的记载反映了一次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刑事处罚事件：当权的舜把几个世代为恶的坏分子判罪流放。我们还是慢下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尧典》中有一句“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说的也是舜的事情，孔安国对这句话的解释是：“穆穆，美也;四门，四方之门。舜流四凶族，四方诸侯来朝者，舜宾迎之，皆有美德，无凶人。”孔氏虽觉察到“四门穆穆”与“流四凶族”之间的联系，但其对“宾于四门”的解释却南辕北辙，把“宾”解释为“宾迎”亦即欢迎的意思，纯属望文生义。《左传》太史克在历述了舜流四凶的事迹后，接着引述《虞书》(即《尧典》)的这句话，说“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显然，太史克认为，“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正是“舜放四凶”的结果，“无凶人也”云云更表明正是因为把凶人(四凶)都赶走了，才有“四门穆穆”、天下太平。总之，《尧典》所谓“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与下文的舜“四罪而天下咸服”所指本为同一件事，《尧典》中两段文字前后悬隔，当是错简所至。

明乎此，则知“宾于四门”之“宾”非谓“宾迎”，而应读为“摈”，即摈弃、摈除之义。《庄子.达生》“宾于乡里，逐于州部。”“宾”与“逐”相对成文，故王夫之《庄子解》云：“宾同摈。”因此，所谓“宾于四门”就是在四门逐除之义，也就是说，舜是在王城的“四方城门”分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