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信芳先生在其近著《孔子诗论述学》[4]一书中专辟一章《以楚简解诗论》，讨论《诗论》的解诗观念或用语与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的关系，颇具有启发性，让人不能不承认《诗论》与楚帛书、楚简在理论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我们知道，帛书《五行》又见于郭店简，而郭店简与上博藏简也有很多重复的内容，所以学界有人推测上博简即是郭店简的一部分。是否一部分，我们姑且存而不论，但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自不容怀疑。目前学界普遍认可郭店简中儒家学派的东西属于失传已久的思孟学派的著述，我们上文的推测也与之不谋而合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探讨《诗论》简传承的问题。

三

关于《诗论》的作者主要有以下几说：

孔子说 马承源先生在整理时依据《诗论》中的合文，将竹书定名为《孔子诗论》，认为说诗者是孔子。晁福林的《从王权观念的变化看上博简〈诗论〉的作者及时代》(《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则认为上博《诗论》的内容出自孔子，而撰写文字则是其弟子手笔。

子夏说 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李氏认为：“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5]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姜广辉[6]、彭林[7]、江林昌等，其中江林昌持说尤为肯定，并为此写了一组文章，《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又《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页100-118)、《楚简〈诗论〉与早期经学史的有关问题》(《中国哲学》第24期)、《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上海大学2002年7月)。

子羔说　李零在《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一)》(简帛研究网站2002，01，04)中，曾论及《子羔篇》与《诗论》的关系。廖名春也由此着手，通过对留白简与满写简的考察，认为《诗论》简“不能全归诸孔子名下，其中既有孔子之说，也由孔子弟子之说。孔子这位解诗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8]

孔子弟子，但不能确定为谁　陈立持这种观点。他认为传世文献中的“孔子曰”、“子曰”、“夫子曰”含义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体现了说话者与孔子关系的亲疏。而《诗论》中只有“孔子曰”，抄写者“应属于孔门再传弟子之记载，至于究竟为哪位再传弟子所为，则难以明确断定”。[9]

非孔门诗传说　郑杰文比较了竹书《诗论》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孔子诗说，认为二者在解诗观念及解诗方法上均有很大的差异。从而认为“上博竹书《诗论》作者不是孔子，而是一位虽受孔子早期《诗》学观影响，但主要是接受春秋官学‘以《诗》为史’的《诗》学论说的作者所作”。[10]

诚可谓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上文我们论述了《诗论》与思孟学派学派的关系，尤其与简帛《五行》的关系，似乎也可为我们推测《诗论》的作者提供一种思路。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曾批评子思、孟轲的五行学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才剧志大，闻见博杂，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于后世也。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荀子于此言及子游，似乎思、孟为子游后学。关于这一点，先秦典籍缺乏记载，难以详考，但仔细推绎，子思受业子游也不无可能。一、《韩非子·显学》没有提到子游学派，但《荀子·非十二子》却提到“子游氏之贱儒”，说明子游学派是存在的。二、荀子的记述当有其依据。《礼记·礼运》，有人认为是子游门人之所记[11]。《礼运》篇大谈“五行”，如，“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又说人是“五行之端”等等，思孟学派的五行说或导源于此。同时子游说“善”、“恶”存乎人心，是“心之大端”似乎又与后世儒家的“心性”学说有关，而其对人的正面肯定也与孟子的“性善”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三、《论语》明确记载子游以“文学”著称，子思作品与“文学”关系密切。以《诗》为例，上文引梁人沈约语，言《礼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今本《礼记》引诗共88处，其中《坊记》14处，《中庸》16处，《表记》18处，《缁衣》22处，占了近80%，这绝非偶然。《礼记·檀弓》中多引述子游之语，且多褒扬，所以人们推测《檀弓》也是子游后学的作品。其中有一段文字对于我们考述子游与思孟学派的关系非常重要。

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一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大致相同的表述：

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喜之终也。愠斯犹，犹斯戚，戚斯叹，叹斯舞，舞斯踊，踊，愠之终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在“礼记·檀弓下》“愠斯戚”下注“此喜愠哀乐相对，本或于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并注皆衍文。”，对照简文，陆德明的推测是正确的。《礼记·檀弓》既然明确记载这段文字是子游之语，则属于思孟学派的郭店简，乃至马王堆帛书、上博简与子游的关系就不言而喻了。从《檀弓》及《性自命出》来看，子游不反对“情”，但其“以礼节情”的观点，与《诗论》简在遵礼的前提下，以“情”、“志”论诗主张是一致的。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另外，《论语·子张》载子游曾讥讽子夏逐“末”而舍“本”，而子游之“本”大抵即《论语·阳货》所载其任武城宰时所推崇的“道”以及政治上的“大同”、“小同”思想。“大同”、“小同”思想的表述见《礼记·礼运》。崇“本”可以看作是子游对儒家典籍进行道德阐释的思想路线，与《诗论》相通。另外“大同”、“小同”思想在郭店简中也有所反映，如《唐虞之道》歌“禅让”。所以康有为称子游后学有子思、孟轲，为孔道大宗。[12]姜广辉先生则称子游、子思、孟子为早期儒家中的“弘道派”。[13]至于子思与曾参的关系，章太炎先生在《征信论》中已有驳正。当然这并不排除子思曾受曾子影响，荀子批思孟学说也说其“闻见杂博”。曾子、子思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鲁、卫，曾子影响子思也很有可能。

帛书《五行·说》中又两次引了“世子”的话，说明世子也传子思之学，李学勤先生认为“《五行》之经文为子思之说，传文乃世子之意。”[14]。关于世子，《论衡·本性》篇：“周人世硕”，《汉书·艺文志》说世子“名硕，陈人也，七十子弟子”，此时陈为楚灭，故世硕实为楚人。以楚人而传学于楚地，则子思学派的作品频频出土于楚墓，也在情理之中。帛书《五行·说》中所引世子之言，一为“世子曰：人有恒道，达……”一为“世子曰：知轸之为轸也，斯公然得矣。轸者多矣，公然者，心道也。”都是围绕着“道”而说，与子游崇“道”同，这也可为世子传子游、子思之学的一个表征。

总之，我们认为，《诗论》与子游学派关系密切，传《诗论》的有可能是子游及其后学。

[1] 冯盛君《读上博简〈孔子诗论〉札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2期。

[2] 庞朴《上博藏简零释》[C]，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以下称引只写书名。

[3] 饶宗颐《竹书〈诗序〉小笺》[C]，《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

[4] 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

[5] 李学勤《〈诗论〉的体裁与作者》[J]，《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

[6] 姜广辉《关于古〈诗序〉的编联、释读与定位诸问题研究》[J]，《中国哲学》第24辑。

[7] 彭林《关于〈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篇名与作者》[J]，《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

[8] 廖名春《上博〈诗论〉简的作者与作年》[J]，《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

[9] 陈立《〈孔子诗论〉的作者与时代》[J]，《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

[10] 郑杰文《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试测》[J]，《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

[11] 陈澔《礼记集说》[M]页1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康有为也有此看法。

[12] 康有为《论语注》[M]页29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3] 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J]，《中国哲学》第20辑。

[14] 李学勤《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J]，《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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