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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社民党自1932年上台后，在长达40多年的执政中逐步建立了闻名于世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制度，惠泽每个社会成员的养老金制度就是瑞典福利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1960年起施行的瑞典社会保障养老金制度包含了两个部分：基本养老金（basic pension）和与收入挂钩的补充养老金 (ATP)。这两者加在一起替代了65%的个人收入（低收入者的替代率更高）。这些养老金根据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出的一个“基础值”被指数化，1998年，这个基础值是36400克朗。
基本养老金给付每个人的数额相等，除了双方都领取养老金的夫妇――他们的养老金总和低于两个未婚老人的养老金总和。从1993年起新增了一项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适合条件：16到64岁之间在瑞典居住满40年，或者其中30年有收入（只有那些收入达到基础值的年份被记入）。如果这些要求没有满足，养老金将被相应地减少。
补充养老金的领取条件是：至少有三年的收入达到基础值。全额的补充养老金要求30年以上每年收入达到基础值。补充养老金是建立在其中15年最高收入平均值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工作满30年，养老金被相应地减少。补充养老金最高不超过基础值的7.5倍。
这个养老金系统是现收现付制与部分补充养老金积累制的结合。基本养老金的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预算负担，补充养老金则主要依靠工资基金和基金收益。这个制度保证了全民老有所养，缩小了贫富差距，对几十年来瑞典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90年代以前，瑞典人在一揽子福利制度下过着舒服而有保障的生活。
改革原因
然而，近10年来瑞典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实施越来越艰难。主要的担心集中在经济衰退财政负担加重，出生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代际间代际内收入分派和再分配不均，低工作动机和储蓄率。
首先，其财政基础不稳，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理论上，如果实际收入和就业人数的增加超过了实际利率，瑞典这种养老金制度所创造的养老金数额会大大增加。但是，现实却是另外一回事。多年来瑞典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瑞典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65岁退休年龄的老人占到全国人口的17%，据估算，到2030年将增加到23%，目前瑞典用于养老保障的开支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0%。 也就是说，提供养老金的就业者的比例在下降，而养老金开支却在大幅增加。近年来瑞典福利开支庞大，成了财政的一个”无底洞”。
其次，在补充养老金体制下，代际间的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如果工作人口的实际工资上升，退休人口生活水平就会相对下降。工作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将变得不公并导致两种人群之间的关系紧张。这点威胁着养老金制度的稳定。代际内也不存在从高收入到低收入者的系统的收入再分配。该制度下的收入再分配存在于长工作时间平坦终生收入流人群和不均匀工作时间及收入的人群之间。也就是说，蓝领和低层白领工人比中高层白领工人缴纳更多的养老金税收。很明显，代际内的收入再分配并不公平。
第三，现行体制的一个特点是一个人缴纳多少养老金和其将来领取多少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微弱。补充养老金的数额决定于工资最高的15年。而养老金税收却是每个有收入的年份都需要缴纳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具备了最高工资的15年工作之后，剩余工作年份的工资及养老金缴纳不再与其养老金收入挂钩，减少工作并不意味着养老金的减少。这直接影响了劳动人口的退休决策，对于劳动力供给有负面的影响，是一种滋生懒惰的平均主义。
第四，瑞典社会普遍对养老金的心理期望值较高，现收现付制条件下很少有人考虑存钱养老，全社会的储蓄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