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品学习网为您整理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运行机制考察，欢迎阅览!

农村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及中国政府,为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他们的一个重大问题——“三农”问题,而进行的一次不成功尝试,直至21世纪的今天,这个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村的繁荣,就没有国力的强大;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全民的小康。值此“三农”问题遭遇困境之际,回顾人民公社兴起及运行之原因,从中吸取些许经验教训,为解决现实问题寻找历史的启迪,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运行方面:单一公有制的推行

农村人民公社这种体制,同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希图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意图有重大关系。毛泽东认为: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会迅速发展。如果在公社里不及时向全民所有制转变,老是维持集体所有制的现状,让公社社员的眼光只是局限在较小范围的集体利益的圈子里,那就将妨碍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人民觉悟的逐步提高,因此,必须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转变。尽管在长期的战争中,为了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逐渐地肯定了农民的土地私有。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仅仅是阶段性目标,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种策略,并不是革命的全部目的和最终目标。通过各种形式引导农民从个体劳动者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目标。人民公社制度于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追求。《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单位。”“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径。”这个决议大大助长了急躁冒进和“穷过渡”情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思潮开始泛滥起来。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集体化、共产主义等价值取向有着美好的憧憬和广泛的社会认同,以“一平二调三收款”为标志的共产风越刮越大。

土改后的中国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是非常渴望发展个体经济的,而且中国经济落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地区间生产发展又极不平衡,这种国情是中国政府必须予以考虑的。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应该发展多种所有制,允许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以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来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政府却对个体经济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将农民单干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同起来,对不断兴起的包产到户反复打压,农民所要求的家庭经营自主权,始终被摒除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之外。尽管在“大跃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规定社员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后又允许给群众一定数量的自留地,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试图以此来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但由于消灭私有制是个大方向,消灭私有制和利用私有制是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的关系,所以,在整体上,党和政府对私有经济存在着限制有余i利用不足的问题。

由于国家垄断了土地等稀缺性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农民在丧失这些权力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丧失了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非常狭小。其实,在土改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实行土地私有满足了小农对生产资料占有的渴求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中农人数也呈上升趋势。据抽样调查,土改后农村中农由原来20%上升到80%左右,富农由原来的3.6%下降N2.1%④。1957年,中央也指出,上中农“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人数在14L以上,这是一个大数目”。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却主要倾向于从遏制其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趋势,认为“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2)。因此应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以消除农村中的贫富差距来促进共同富裕。这种态度从整体上看非常不利于各社会阶层的健康成长和稳步发展及社会的良性运行。社会从一种经济形态发展到另一种经济形态,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如果新的生产关系产生的物质基础还未成熟,无论多么高明的政党及政府都不可能催生出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落后和不平衡特征的长期存在,决定了实现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的渐进性和长期性,人民公社期间单一公有制结构远远超出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使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日益缺乏活力,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的农业经济是一种资本和技术含量极低的半自然经济,劳动者在其中起着主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高低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是无以替代的。人民公社时期忽视农民个体权益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造成了劳动贡献与劳动价值的背离,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直接导致了农民在生产中出现“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在政社合一体制的严格管理之下,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低下造成投资边际效率递减,劳动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任何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在制度变迁中要求的目标皆是自身效用或财富的最大化,农民追求自身生活富足的行为被视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遭无情封杀,他们对自身效用或财富最大化的追求之路被堵塞的结果,使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不能被充分调动起来,相反,却只能消极冷漠机械地参与,甚至对生产进行破坏。统计资料显示,1976年与1957年相比,中国农民人均口粮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4斤。到1976年,·

全国农村人均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38%,50元以下的占27%,40元以下的占16%,全国约有1.4亿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⑨。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被调动。包干到户发源地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979年粮食总产66185公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的粮食总产,油料总产176o0公斤,超过过去20年的总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