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为了全部或部分地改变权力客体的价值观,必须注重宣传教化,@以培养民众对政府战略方针、政策的认同感。列宁曾经指出:“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毛泽东深刻地领悟到了这一点,他非常注重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发动群众,经常号召要对全党干部、全体民众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广大干群能主动地将本职工作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联系起来,自觉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公社的兴起和推进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三大改造”的成功、“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等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民众对它的向心力,并且树立了以往任何政治力量都无可比拟的崇高政治威望,它发出的任何号召都足以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集体化、共产主义等价值取向都有美好的憧憬和相当广泛的社会认同,经济社会地位的改善和政治上的彻底翻身,使他们对共产党有一种强烈的感恩心理。再加上传统小农经济造就的服从权威的思想文化,已沉淀在中国人的情感取向、观念模式、行为规范等意识和无意识的底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非常注意利用并强化民众这种政治文化的认同感,朝着更为宏伟的目标迈进。

一套能够促进制度变迁成功、经济持续增长的意识形态,必须和民众的需求结合起来。农民是最讲究实际利益的,要想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政府的决策一定要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来进行,把人民群众是否能受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寻求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发挥广大农民自主能动性的手段和方式。毛泽东常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中国共产党靠不断的政治思想运动和各种乡村教育来凝聚民众,其中最常用的手法就是给农民描绘美好的未来,同时与传统小农文化形成一种配合与默契,实现价值观念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成为社会整合中有力的精神粘合剂,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农民偏离社会运动轨道的离心力。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为中国农民描绘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更大的范围内作统一的、更合理、更有效的安排和调度。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面迅速发展,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遍地开花,妇女得到解放,全体人民笑逐颜开。这幅绚丽多姿的画卷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社会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完美结合,它对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中国农民有着巨大的魅力。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激励下,广大农村干部及农民群众进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当时的典型代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在旧的年代,广

大农民群众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饱受太多的苦难,他们对建设新社会充满信心,热烈地响应政府号召并创造性地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在短期内能够迅速建成,同群众的这种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农村人民公社运行过程中,毛泽东的个人魅力起了重大作用。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毛泽东,以其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征服了广大民众,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更是以无以伦比的社会威望和不容挑战的领袖地位,以及他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坚强意志,将民众对他的爱戴演变为宗教式的顶礼膜拜。当时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曾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更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更是自发掀起个人崇拜的狂热。毛泽东对这种个人崇拜大加赞赏,他认为对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他把个人崇拜同群众急于求成的心态相结合,利用政权的力量开动宣传机器,去讴歌群众中出现的集体主义苗头,并通过不同的形式符号去加以褒奖及肯定,以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目标转化为民众现实的神圣信仰,大力推行人民公社以实现个人心目中的乌托邦。

当然,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存续过程中,由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广大农民不能不产生失望。失望之余,他们不能不去探索其它的生存和发展道路。为了强化广大农民对农村人民公社存续的心理定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开动了强大的宣传机器,以对民众加强社会主义教育。中共中央经常要求各地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场会、展览会等各种形式广泛开展拔“白旗”、“灰旗”运动。既促成了急躁冒进的心理,又给广大农民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严重阻碍了农民对农业社会主义其它发展道路的探索。

列宁曾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对农民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和落后的传统习惯的改造,是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联系的,不是单纯靠思想教育就能奏效的,况且带有浓厚阶级斗争色彩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民众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很难真正体现“自愿”的原则。农村人民公社这种体制实际上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诚如马克思所言:“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并不是生产力自然发展的产物,它严重脱离了中国生产力落后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束缚了农民的自主、自由和创造性,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最终造成了农民对这种体制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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