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克服了毛泽东单纯从生产关系方面认识社会主义的片面性,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论,从而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内涵。他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两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其中,“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邓小平指出,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我们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共同富裕”不仅是人们在物质上的富裕,也是精神上的富裕,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与毛泽东对人民“根本利益”的认识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从思想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把人民的物质利益摆在了首位。他一再批判“四人帮”一伙鼓吹的“贫穷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给最广大人民群众以最大的利益。他说:“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当然,新时期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是从总体上来说的,它并没有否认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相反地,经济的进步必将为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进一步满足人民的精神利益。

(二)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差异使两位领袖有了对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以及实现人民根本利益道路的不同选择

尽管毛泽东、邓小平都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都注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者都强调要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的不同认识必然导致毛泽东、邓小平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差异,进而使得两位领袖在如何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以及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途径问题上产生了差异,并造就了不同的两种结局。

1、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认识在实践中与理论上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脱节,进而使阶级斗争成为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