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更多地侧重于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的制度方面,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认识上的失误在某些关键的时刻也会冲淡他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从而使他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脱节。譬如,包产到户几次兴起都是农民的自发要求,按照毛泽东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作风,他本应对此采取理解与支持的态度,但为此他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表示,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10]同样,在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上,毛泽东不是把人民利益的实现看作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应由人民自主自立来完成,而是由上级包办代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割断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与其自身利益的关系,这必然抹杀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导致干部作风的官僚主义和瞎指挥,“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沉痛的教训,这最终导致了人民利益的落空。[9]

为了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毛泽东主张通过“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挂帅”以及大搞群众运动等等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通过抓阶级斗争,不断批判右倾,来推进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把人民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政治领域,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引导到了“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中,其结果是让我们付出了生产力几十年停止不前的惨重代价。当然,毛泽东在头脑冷静的时候也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但在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他又过分相信了主观能动作用,认为人民群众中有极大的政治热情,只要将提这种热情焕发出来,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以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群众运动的方法,我们就有了致胜的法宝。”[11]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形成的。在发展生产力的途径问题上主张依靠“抓革命,促生产”,“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政治挂帅”以及大搞群众运动等等,从而又回到了“人与人斗”的思路上去。这些都极大地抑制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

2、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找到了一条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