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亦如“闪电”，照亮这位政治家个人的人性深处，亦照亮一个时代的政治纵深，与其称之为马基雅佛里近代翻版，不如称之为“杰斐逊里士满谋略”?它确实导致后来两党制的起源，而两党之争，又反映美国制度里的二元共生，即所谓麦迪逊主义和杰斐逊主义相互缠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谁能比这一段当事人当时所言说得更好。

杰斐逊既能热血沸腾，也有聪明如冰雪的时候。为什么“先要热情宣传宪法，直到它在9个州获得通过，然后我同样热情地站到另一

边”?而不是颠倒一下时序，先反对，后同意?这是因为他要比后来的追随者更为明白，这是近代左翼政治史一个生死攸关的起点：他们在观念层面可以先“闪电”，后“阳光”，“闪电”总是比“阳光”夺目;但在制度层面则必须反过来，“阳光”在前，“闪电”在后，先建立一个可以反对的制度，而不是照搬法国模式，先建立一个必须拥护的制度。1787在前，容得下1793;1793在前，则必然吞噬1787。这是两个普通的年份标志，是时序，也是不能颠倒的结构秩序：共和平台在下，民主批判在上，而不能反过来，左翼如建制度平台，则几乎成断头台之同义。1793在法国，当丹东在罗伯斯比尔的左翼平台上提出共和性不满时──“塞纳河流血太多”，他只有走到那个断头台上汇入血河，才能找到他的批判归宿。就象所有正常人一样，杰斐逊明白这一常识：我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我反对只可拥护的制度。

“杰斐逊里士满策略”导致1787年宪法在附加『权利法案』之后，终获通过。此后，用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话来说，这个政府将象个“奇怪的混血儿”在运作：(33)尽管两种倾向持续共存并塑造美国的政治生活，然而，以磐石般持久的宪法铸造的麦迪逊主义总是占据了主导因素。杰斐逊就任总统以后承认，他赢得了1800年的大选，但他不得不接受由麦迪逊手创的共和平台对政府的限制。而他本人施政期间对批评的压制，以及对底层民粹思潮的强硬态度，则使他赢得了比右翼还要右翼的可疑名声。“姊妹革命”之后二百年，世界范围内以1793为胎记的政治传统也是在放弃制度性颠覆要求之后，承认既存制度平台之合法，变革命主张为政策限制(从“福利国家”到“绿党运动”)，方打开有所作为的政治空间。如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纲领性转换，以及80年代后期通过麦迪逊式的选举而执政。令人气短的是，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危机，这一流派所经之欧洲左翼政权居然持清一色鹰派立场，也使人想起杰斐逊初入白宫那一任内的尴尬。他们分享了杰斐逊的策略，也分享了杰斐逊的尴尬。时间相差200年，但在逻辑层面，还是与上述“杰斐逊里士满策略”扣合在一起。

反过来说，由此也可以向杰斐逊主义的所有后裔作一让步：法国革命复活了，1793的浪漫舞姿在1787年的制度平台上施展身段，起舞200年。只是要指出一点，它不是复活在它自己的制度里，恰恰相反，它又一次“身首异处”，它的身体已经死亡，它的头脑寄生在异己的制度里。这是所有以1793为胎记的政治传统、批判观念和浪漫人士能够存活的秘密，只是羞于承认而已。他们都是一些道德君子，君子欺“小人”，也有“欺小人以方”的时候。小如罗伯斯比尔个人，他如果复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在美国校园里拿着终身教职，发发教授脾气的语言专家，如乔姆斯基之类;大如社会民主党执政，一度要继续革命，最后却放弃革命，在他人的制度平台上舞蹈，舞得比任何时候都好。闪电寄生，却比活在它本身要好。闪电只能寄生于阳光，才能增加阳光的温度，而不是突发抽搐，霹雳伤人。它如果孤立出现，它只能重归黑暗。

§§闪电之下刀耕火种

现在，可以简略说说“姊妹革命”之外的话题了。

北美史学家时常抱怨，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总是腰斩他们的

“革命史”，把一部完整的美国革命史按照自己的口味裁剪成一段

“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的早期历史，视野所及，似只有从1775年到

1782年的独立战争，却将更为重要的1782年至1787年的制宪历史弃之不顾。另有一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要理解这场革命，仅仅延伸至1787年也还不够，这场革命有三个段落，第一段落为独立战争，第二段落为制宪活动，第三段落是从费城制宪到1800年杰斐逊大选获胜，政党轮替执政，人类第一次实现统治权力的和平交接。美国革命如果仅仅停留在第一段落，那就不是革命，而是一场战争，甚至仅仅是一场内战：同一民族内部母邦与移民之间发生的分裂性内战，并不是外来异族统治与原住民之间发生的“民族战争”。这场“内战”后来之所以发展为“革命”，是在“内战”结束之后的第二、第三段落，从1787年至1800才从容开展。要能理解后一内涵，恐怕需要将西方历史还原至西方环境，剔除20世纪“亚非拉人们要解放，解放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这一认知框架的干扰。东方人有理由反对20世纪西方的“东方主义”，但于此同时，不能在反对中复制一次对方的主义，炮制东方人自己的“西方主义”。且不说以东方的“西方主义”反对西方的“东方主义”，为意识形态语，同义反复，即以历史学而论，腰斩美国革命史，就已经是这一东方“西方主义”叙事模式的恶果之一。

有助于完整认识美国革命史的另一视野，是在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展开对比研究。这不是后人主观找茬，而是这两场革命当时就已经在暗中较劲。无论是说美国革命在1787年结束，还是到1800年落下帷幕，两派历史学家都会同意，贯穿在这两个年代背后，尚有法国大革命映衬着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背景，来自高卢的号角嘹亮高亢，似乎在执意压低从波士顿到费城一线的苏格兰风笛。更为重要的是，以1787和1793各为胎记的两种政治传统，双峰对峙，二水长流，流贯此后数百年历史，直至20世纪最后十年冷战结束。在那些有中国问题的教科书中，冷战只有50年的历史，但在我们这里展开的历史视野里，则可能是一个稍长一些的历史单元刚刚结束。从1789法国革命突起狂飙，到1989苏东崩溃，狂飙一曲从天落，不多不少，恰好是一个完整的200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历史单元里的后一阶段，列宁或斯大林不乏洞见，他们都曾发现这一历史要穴：要把“美国的求实风格和法国的浪漫精神结合起来”。只可惜在俄国，如此洞见仅限定为一小群“干部素质”之改善，而在更大范围内，所谓“灵魂工程师”、“塑造新人类”的可怕说法早已将这一洞见淹没。从彼得大帝引进一个说法语的上流社会，俄国的政治文化就来自法国的精神疾病。俄国病，也就是法国病。

闪电之下，刀耕火种。我们曾经生活并至今还未告别的20世纪，可能就值根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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