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郑光祖秉承了我国文学的乐观主义传统。中华民族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漫长岁月里，形成了高度乐观主义的精神品格，始终坚信正义、美善的力量定将战胜邪恶，无论处于何种逆境、险境，都笑脸相迎，从不悲观绝望。这种民族品格，滋养出我国文学的乐观主义传统。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即说：“吾国人之精神，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不着此乐天色彩。”郑光祖生活的元代，民族压迫深重，知识分子处境特别悲惨，如明胡侍在《珍珠船》中所言：“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郑光祖生活于元代中后期，为人正直不阿：“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故诸公多鄙之”，虽饱才学，却仕途失路：“以儒补杭州路吏。”(钟嗣成《录鬼簿》)穷愁潦倒中客死他乡。尽管囿于资料匮乏，我们无法细知郑光祖的生活、性格，但从他的留存作品看，他有着傲岸不屈的灵魂，《王粲登楼》三折中王粲的唱词不啻为其夫子自道：“一片心扶持社稷，两只手经纶天地。谁不待执戟门庭，御车郊原，舞剑尊席?我怎肯与鸟兽同群，豺狼作伴，儿曹同辈?兀的不屈沉杀五陵豪气!”郑光祖重视喜剧创作，用作品带给人们欢乐、喜悦，正体现出他顽强、乐观的生活态度。

无论从作品实际还是从创作主体而言，郑光祖的戏剧创作都有明显的喜剧艺术倾向，并做出了卓有价值的贡献和成就。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古典喜剧时，不能忽视这一份宝贵的遗产;同时，在研究郑光祖及其作品时，郑光祖的喜剧艺术也不应忽略喜剧艺术的批评角度。对郑光祖喜剧艺术的研究探索，将打开我们全面认识这位元杂剧大家及其作品的新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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