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用来追求这类回答的横扫一切的才气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把哲学问题消解在完满性上。如果你想提出反驳，你的反驳已经越界了：清晰性存在于沉默之中，提出问题只能说明某人没有理解。印度著名的佛教哲学家龙树以他非常有名的方式与此相似地处理过一些问题。“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　(If I had doctrines you could refute me， but as I have none，I am beyond criticism or attack)。[1]但是维特根斯坦要好得多，当他留下一个沉默空间的时候，他也宣布了一个获胜的领地。

2.序言二

相对而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的序言是对各种条件和否认的汇集。他说他原本不想出版此书——事实也如此，此书与《逻辑哲学论》之后的其他著作一样，都是他去世之后出版的作品。他说，准确而言，这根本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种文选，或者是一本速写集。该书并没有把某一个单一的观念叙述、发展、阐释得很完备。它并没有终结理解，事实上它并不阻止人们作进一步的理解。它并不像《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中的那条自我哺育的河流那样又重新回到起点。它的行为更像野外乱溅的山泉，其特点就在于水花四射，不可预期，也无法控制。

作为哲学家应该提供的这类回答的典范，《哲学研究》暗含着(尽管如此的概括在任何地方也未提及)：

1.对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完备的、囊括了一切的答案，因为这样的答案带来的是一种幻想，我们无需沉迷于对这种答案的寻求。

2.一切哲学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问题构成的情景以及那些要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所接受的智力文化背景，所以并不存在终极性的、不为继续探索、理清、阐发留下余地的答案。

3.对哲学问题所提出的答案的理由都是在行动中和判断中一致认可的理由，这种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人的天生的爱好、教育的背景、个体的选择等混合情况的反映。通过任何一种可以归纳出的有用的方式，都无法得知人们同意的是什么，每一个人的看法又是什么。

这类哲学研究以及它对辅助性问题所能产生的影响都不是那位《逻辑哲学论》及其序言的作者所预想的。哲学工作最好有助于清除局部性的和临时性的混乱，能帮助我们克服偶然出现的特殊障碍。这种贡献也许尤为重要，但是哲学不可能提供完备的、终极的、不可辩驳的答案。

一、模糊的影响

也许有些奇怪，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同时也都是最晦涩的。维特根斯坦担心人们会这样想他的作品：“我理解他所说的一切，但他究竟想要说什么?”或者认为：　“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但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2]他的这种担心在很多地方都能发现。所以，说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的确有些矛盾。他的影响在哪里?

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起，涵盖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维特根斯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直固守《逻辑哲学论》中的世界观。1929年他回到剑桥，罗素和摩尔对他进行面试并授予他博士学位。《逻辑哲学论》在当时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部经典著作，作为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了这个学位，维特根斯坦获得了在三一学院任教的资格，他在这里断断续续地一直工作到1951年他去世的前几年。在生命的最后20年，他完成了最好的著作。这期间他定居在剑桥，但时常到维也纳去度假，他在挪威的海峡边上建了座小屋;二战后他在爱尔兰海岸边又建了一座小屋。当然，战争中断了他回家，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伦敦盖伊医院和英国北部的纽卡斯尔医院工作。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作为一名令人信服的伟大人物享誉剑桥。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对自己早期思想的批判产生了他最具原创性和最有启发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关注语言在产生哲学问题过程中的作用。

过去的答案出了什么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们被证明是不适宜的。很明显，《逻辑哲学论》中的有些东西是错误的，《逻辑哲学论》所谈的那种态度和期望也是无法容忍的。存在着纯粹的哲学问题，但是在维特根斯坦热切追求平实性的过程中，他一直认为语言只做或者说只能做一件事情：描述事实。然而人类的现实生活却充满了问题、命令、请求和反对，有谁知道在逻辑上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及其展示方式?因此，语言功能多样化的观念取代了对单一性的主张。

进一步说，维特根斯坦曾经认为，在哲学解释中我们要了解的逻辑就是展现于符号形式之中的东西。但是，　“这条狗全身都是棕色的”与“这条狗全身都是黑色的”之间的矛盾出现在符号的形式中是如何可能的?它们与看似拥有相同形式的这句话“这条狗全身都是毛茸茸的”都不矛盾。这条狗不可能同时既是全身棕色的又是黑色的。为什么不可能?那是因为“黑色”和“棕色”在特性上相互排斥，也就是说它们与“黑色”同“毛茸茸”的关系不一样。那好，这是通过哪种方式展现出来的?它对理解这些词的所有人的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逻辑是如何依靠那些理解它的人发生作用的呢?离开了那些使用逻辑的人，逻辑自身不会起作用?那么逻辑是如何起作用的?维特根斯坦猛然间觉得，“似乎是规则在要求人们去运用它”[3]。

明白这种洞见的重大后果是非常重要的。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著作同历史上的逻辑著作一样，都假设人类活动之外存在逻辑，我们要通过注目凝视才能理解它，它独立于我们的使用过程，我们的工作就是正确地得到它。然而一旦我们更深地审视事实的真相，就会发现逻辑似乎是内在于人类建构的符号操作体系之中。它们成其所是只因我们对它们的使用。

逻辑的主题有赖于那些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这一点体现于刘易斯·卡罗尔(Lew Carroll)的一则故事《乌龟对阿基里斯说了些什么?》中。它重述了芝诺悖论中的乌龟与阿基里斯之间的对话，出于故事的需要，这位武士是作为一位伟大的运动员出场的。在芝诺的论证中，阿基里斯永远也追不上那只乌龟：在阿基里斯到达乌龟所处的位置的过程中，乌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位置，当阿基里斯追到这个新位置的时候，乌龟又向前移动了。因此，阿基里斯总是在力图赶上乌龟，但怎么也赶不上。但是在卡罗尔的故事中，尽管还是那只笨拙的乌龟先跑，尽管还是延续了芝诺的主张，但是阿基里斯已经赶上了乌龟并坐在了它的背上。

乌龟被赶上了，但却没有认输。他要求阿基里斯仔细思考一下命题A和命题B，这两个命题又推出命题Z(这个推理就是，如果A=B并且B=C，那么A=C。正是这个推理使测量成为可能)。阿基里斯当然认识到一旦接受了前提，也就必定要同意结论，但是乌龟想要知道的是如果人们接受了前提却并不同意结论那将会发生什么。阿基里斯说，如果A和B是真的，如果Z由A和B推出，那么Z一定是真的。乌龟要阿基里斯把这记下来作为命题C，当阿基里斯记下来之后，乌龟想要知道如果有人同意了A、B、C，但还是不同意Z，会发生什么。阿基里斯上了圈套，他提供了命题D，他对乌龟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