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他的著作出现了一批标语：“意义就是使用”、“不问意义，只求使用”、“规则为何能告诉我要去做什么?只因我受到的训练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做事情的”，等等。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无疑很简单：把问题产生的背景对照起来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是：“有什么能够确保规范体系的连贯性和适用性?”答案是：“没有什么能够确保。”事实上，它所表明的是任何规范体系都是不完备的。这就意味着人类所使用的规则、信号、符号都具有开放性的结构，它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即具有连贯性和适用性——只是由于它被人们用来处理各种事情，只是由于它在使用过程中呈现了某种人们自然拥有的理解和反应模式，只是由于人们被训练去如此使用，只是由于人们单纯选择用这种方式去使用信号等等。这就是“语言游戏”概念的要点。

三、问题、难题、窘境

在维特根斯坦流传下来的思想中，有一部分思想坚持认为并不存在哲学问题，存在的只是哲学难题。一些尖刻的或者说粗心大意的评论家把这当作维特根斯坦并未涉及那些困扰着柏拉图、康德的大问题的证据，他们认为维特根斯坦对思辨传统的影响一定是破坏性的。但这是一个误解，可以根据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主要观点来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库恩认为这是一个新范式创立者带来的后果。新范式的创立者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所以当他们事实上是在排除原有问题的紧急性及其意识的时候，旧范式追随者却认为他们忽视了某种东西。普里斯特里(Priestly)、莱沃思尔(Lavoisier)并没有解释什么是燃素;他们把对燃素的讨论排除在外。维特根斯坦也没有解决笛卡尔关于肉体与心灵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他转换了思考心灵与肉体问题的方式，从而使传统问题不再能够激发我们的兴趣。

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对传统问题提供某种答案，他也没有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推向顶峰。因此在那些坚持把哲学看作是解决肉体与心灵关系问题、其他心灵问题、因果关系的本性、宇宙的存在等等问题的人看来，这总是有些古怪。坚持像传统哲学那样看问题就如同坚持把疾病的起因描述为巫术的作用。说巫术在病源上没有起作用是不够的，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即便叫作巫术的操作也可以被想象的世界概念，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已经转向了一个被认为是现代医学的世界。当我们遇到一个巫术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巫术也就消失了。

维特根斯坦说，哲学问题也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它们消失了，尽管并不是通过想象或者巫术的形式，而是经历了反思和分析的过程，这个过程减少了使人麻痹的概念困惑。哲学工作从掉入陷阱转变为开放的活动，我们知道该如何前进。

现在，如果还存在哲学问题，那就有哲学解答，因而也就有哲学知识。哲学家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伦理学的、美学的真理等等。哲学问题将得到哲学知识的解答。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正是哲学问题难以消除的特性——不存在固定的解答——为它们的真实本性提供了线索。康德关于纯粹理性的自相矛盾和谬误推理展示了同样的道理，康德论证到纯粹理性领域里的形而上学问题——由于同经验没有联系——只会产生矛盾。这类事情是单一的，它的答问并不复杂，但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些错误：如果每件事情都有个理由，那个理由是什么?即它是由什么引起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把它们看作是难题的时候，我们在哲学上才会有所进步。由此我们要明白以下两点：(1)概念上的困惑体现的是语言的误用;(2)我们自身的迫切要求使得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到了首要的位置。把哲学问题断定为哲学难题意味着什么呢?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把生活的意义和世界的意识称作一个“谜”(Ratsel)。奥格登(C.K.Ogden)和拉姆赛(F.P.Ramsey)在英译本中把它译为“riddle”。维特根斯坦问他们“riddle”这个词是否能够同时表现这两种意思：第一，它意味着一种诙谐的、口语化的难题，它起到一种玩笑的作用;第二，它传达了一种深奥的意境。他认为，如果这两种意思都体现出来了，那么就应该意识到这里谈论的是生活的意义之谜。他后来写道：“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会感到一个语法玩笑是深刻的玩笑?(而这就是哲学的深刻性)”[4]顺便说一下，维特根斯坦给自己著作取名为“Logisch-Philopische Abhandlung”，英译本的题目自然而然应该是“Treatise on Logical Philosophy”。摩尔建议用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来作为该书的题目，以使人们想起斯宾诺莎的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神学政治论》)。摩尔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使得这样的提示是恰当的，这个名字也容易被人们记住。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存在一个巨大的谜，如同他认为语言有这样一种功能。他认为一个巨大的、具有体系的洞见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维特根斯坦逐渐放弃了语言统一性的观点。他后期著作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认为语言发生作用的方式是无限多样的，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也有无数多种。之所以如此——此时他放弃了他早期著作中的核心原则——是因为我们无法通观在语言中或者通过语言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宣称语言组成了命题，命题描绘了所有可能的事实。但在后期著作中，他力图说明语言使用存在多种不同的方式。《哲学研究》满是启发性的隐喻。比如，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比作工具箱，在这个箱子里有各种不同种类的器具，有些是用来敲的，有些是用来扳的，有的是用来切的，有的是用来量的，有的是用来磨的。明白和理解这些差别，知道如何使用这些不同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他同时把语言比喻为火车司机驾驶室里的把手，其中一个是可以连续地动作的把手，另一个是转换把手，还有一个是制动把手。知道如何使用它们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中最主要的隐喻是把语言看作为“游戏家族”。这个双重的隐喻是丰富的，维特根斯坦极大地使用了它。家族包含了一批成员，这个事实提示我们还停留在维特根斯坦与集合论搏斗的地方，这个事实也提醒我们他依然还带有要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的痕迹：什么东西可以确保规范体系的连续性和适用性?但现在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这种集合论中一定存在着吸纳和排斥成员的明确标准。维特根斯坦引进了一个概念：“家族相似”。想象一下，一个家族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有些相似，都有着“家族面孔”。一些有着家族的鼻子，另一些重叠的群体有着家族的下巴，还有一些不同的群体有着家族的眼睛、家族的耳朵，等等。尽管他们都被看作是群体成员，但是他们并不必定都享有同样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