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重要的概念都是如此。“游戏”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想一下掷色子的游戏和跳绳、棒球和扑克、室内运动与奥林匹克运动，有些是团体性的而有的不是;有的是有输有赢的竞争性的，而有的不是;有的是球类，有的是田径，有的只是语言。它们都是人类的社会性活动，都要遵循接下来的规则，但是这不是一个充分的标准，虽然它同时包括了限速驾驶和战争活动遵循“日内瓦公约”。如果你也说它们是游戏，我们认为你的使用是引申出来的，是很可笑的。

维特根斯坦使用“语言游戏”这个隐喻来讨论语言，绝不是要消解、弱化他所看到的语言或者哲学问题。正是由于罗素没有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使得评论家们有可能产生误解，他们指责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仅仅看作是游戏。进一步说，这个隐喻只是提醒人们注意差异，注意各变种之间的相似，以及注意人类的活动。人们是根据所作所为来使用语言的。这个隐喻首先带来的思想是，研究语言就是研究在规则体系之内语言是怎么运行的。请记住这样一个激励人心的问题：是什么确保了规范体系的连续性和适用性?

我第一次阅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哲学研究》，我读到维特根斯坦关于某个人到杂货店去买五个红苹果的叙述，这个人到了杂货店，递给老板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五个红苹果。”杂货店老板看了一下墙上的颜色表，之后打开了标着“苹果”的箱子，然后他念出基本数列——一、二、三、四、五——每念一个就从箱子里拿出一个与色样颜色相同的苹果(维特根斯坦写道：“我假定他能背出这些数。”[5]这是一个笑话，他使我们意识到在这个基本的直接交易中，所想到的是如此之多)。店主把五个红苹果交给了顾客。

那又说明什么呢?好的，让我们考虑一下杂货店主没有做什么。他没有一开始就把所有红的货物摆出来，然后把它们五五一组，直到挑出只是苹果的那一组。他也没有一开始就把所有的货物五五一组，然后从中挑出红色的那些组，最后找到红苹果的那一组。你会说，当然啦，那样多费时间!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如杂货店主那样的方式去做。是的，但是每个人是如何知道的呢?哪里写着他要采取最快且最有效的方式呢?也就是说，他是如何知道要注意或者不注意到颜色表上的货样的，以及颜色标签上的形状的?他是如何知道该怎么计算的?他是如何能够确定他拿的数目是对的?这些以及另外的无穷无尽的问题都是要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在通过语言来打交道的日常行为中，为何知道如何去做。当然，他是被训练成这样的。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相信逻辑的清晰性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一旦你明白了事物的逻辑结构，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而这也就正是解答”[6]。他早期思想到后期哲学的转变的一个巨大的特征就是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重大的难题。他超越了早期的想法，逐渐认为并没有较小的、局部的确定难题。你永远不会知道有些探究将在什么时候揭开或者产生出一个令人头疼的哲学问题。它可能是对它自身用途的限度的一个隐喻——也就是说，我们习惯于用计算机语言的方式来讨论人类的思维。它也可能是一个模糊界定的概念边界，胎儿或者猩猩是否可以称为人。它也可能是一个环境问题，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以说一个人的活动在某种环境中是自由的还是受限制的。我们可能一直交谈得很好，但却突然意识到我们并不清楚我们认为该受责备的行为指的是什么。反思性的生活充满了困境或者说潜在地存在困境，这些困境无法预料也无法阻止，尤其是——这就是《逻辑哲学论》中所谓的要放弃梦想的意思——无法终结。

但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可以一劳永逸地把每件事情或者任何事情都变得清晰明白的解决方式。假设我们并不知道是否该说一个成年的猩猩是一个人。首先，我们不再假设存在某种特质——人性——这种特质猩猩要么缺乏要么具备。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某类奇怪的经验考察问题，通过这种经验考察我们可以用某种类似于找出它的发色或者体重的方式来弄清楚它的人性。相反，我们考察的是人的范例——具备完整理智的成年的人——我们注意到他们的能力和特征。我们注意到什么是其他人和其他处在边界上的种类——婴儿以及成年了但是还不具备各种能力的人——共同拥有的东西等等。我们对这些情况进行反思：我们对这种情况或者那种情况能够说些什么呢?现在我们转向猩猩。

对于一个成年的猩猩是否是一个人，并不存在能够保证让我们大家都认同的答案。“如果你指的是……，那么……，但是……如果你指的是……，那么……”，我们陷入了一个窘境。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花过多的时间来考虑这些窘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他内心深处，他依然很向往《逻辑哲学论》的那种清晰的解答，只不过他现在表达得很零碎，但他确信这种清晰性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在很小的范围内)。他依然想用清晰性来解决问题。第二，他把注意力都集中于他的新哲学实践的可理解性上，他要说明他的新哲学是如何使古老的问题消失的，所以他无暇顾及这样的问题：在你应用这种新方法的时候以及在这种新方式起作用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他相信打开这个结就足够了。作为他作品受益者的我们，所看到是在他打开结的地方仍然存在问题，在难题之后还存在窘境。

让我对我所指的窘境说得清楚一些。我所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思辨性问题不再存在的地方，我们依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人们在理性上依然不一致。例如，就猩猩而言，我们要说些什么?人脑与计算机是同类的吗?最基本的原始培养方式是否会削弱一个成年人的道德理性能力?等等。生活并不只是充满难题，生活也充满窘境。只有很好地解决了难题，我们才会对窘境有清晰的认识。不是要解决它们——只是提出它们。

什么东西能够确保规范体系的连续性和适用性呢?没有。无论如何规划，任何体系都保证不了它自身的连续性和适用性。如果任何一个体系都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体系外的诉求也只能是另一个体系，它想要在体系外寻求证明。不仅对于一个规范体系而言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标准，连我们的语言也做不到这一点。语言根本不是一个规范体系，事实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非规范体系。语言是没有尺度与范围的家族，它的所有成员在不可预期的地方都潜伏着不确定性。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认为存在着一个哲学问题，通过一个可以消解的方案，留下来的都是清晰的。然而在后期著作中他坚持认为存在许多不可预料的哲学难题，它们以我们无法系统地预期的方式出现。因此，这不是一个我们有望规范的单一体系，对此我们只能忍受失望。进一步讲，我们用语言处理的是无数种不同的事情——语言游戏——它们满带不确定性、令我们困惑。可以想象，哲学难题没有终点，但是如果我们止步于此，混乱将会增加，我们将会变得更为无力。

四、审慎才能的首要性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主张存在唯一的哲学问题——命题的本性。这种主张之所以看似合理，是因为：第一，所有哲学问题都是被掩盖了的语言混乱;第二，语言构成了唯一的逻辑形式——描述可能事实的命题;第三，清楚了命题的本性也就能明白一种表达要么描述了一个可能的事实(即科学问题)，要么是其他的事情(语言之外的事情，即无意义的事情)。所以要么是科学，要么是无意义。正如维特根斯坦在此书的序言中说的，解决了命题的本性也就解决了一切哲学问题—或者可以进一步说，使一切哲学问题都消失了。这就是他所相信的他已经完成了的工作。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著作中依然坚持第一个主张：哲学问题是语言的混乱。他摒弃了第二个主张，但并没有放弃这样一种观点，即语言具有某种单一的形式和功能，这种观点支持如下说法，语言具有四种、七种乃至多种形式和功能。他并没有提出一种整齐有序的语言体系论，原因很简单，一旦你认识到语言是一种行为(游戏)家族——在原则上就不可能提供一种全面研究语言的方式。就如同不可能对人的生活进行全面考察一样，我们不能对每一种可能的活动进行分类，也不可能提前制定好每一步该怎么走。

为什么我们不能设想自己能够完成那样的工作呢?当然，这个任务过于宏大，但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想象一下对语言使用的各种可能途径作一次宏大而全面的描述，在这种叙述中，我们对各种主张、问题、命令、建议以及在叫人出门的事件、宣布比赛结束等等进行归类。为了说明这种归类是完备的，它必须说明自己是详尽无遗的，这就如同卡通画里的肥猪在结尾的时候气急败坏地说的话：“唉，唉，唉——这就是全部，乡巴佬!”但这仅仅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姿态——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的未来体系总是从内部想对自己说些什么——这就产生了罗素所说的矛盾。在形式上不可能存在有效的封闭性主张。你可能会说：“啊，你要知道，肥猪的话的确结束了卡通故事。”是的，它的确是该卡通故事的最后一句话，但是肥猪的话并不能证明说它是最后能够或者将是最后所能说的事情。卡通故事恰好在那里结束了，但能够证明肥猪权利的是接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它自言自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