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之保留对于人类“自由文化”创造的重要意义，学者本杰名·坎普拉（Benjamin Kaplan)曾有过更精辟的论述。他说：“如果人们有任何‘自然’权利的话—那么，相当重要的就必须有一种模仿他人的权利，由此可以在他没有播种的地方收获，毕竟（起源于公共领域的—笔者加）教育就是因模仿而获得的收益，如果‘进步’的概念不是完全空想的一种预设的话，那么它们就都将依赖于慷慨的复制放任。”{6}

　　公共领域之保留对于版权创造的价值，也有学者用公用街道和公共道路比之于私人土地来做比方。他说：“如果从私有土地分割出公用街道、道路或者高速路，私有土地……将会更加有用。尽管公园、可通行的道路……减少了私人手中土地的数量，但它却极大地提高了财产的价值。”{7}对于版权作品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在版权之外，保留一个独立的、不受商品化和私有化影响的公共领域的存在，虽然从表面上看也同样减少了版权领域可以被“私有化”之要素的数量，但它同样有利于版权机制运作的效率；相反，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不受作者私权干扰的领地作支撑，而是让版权人对每一个思想和表达都实行完全的财产化的话，那就必然会延缓人类的持续进步。

　　对此，就像学者马克·罗斯（Carol. M. Rose)曾经所说的那样：“无论从历史学还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将‘公共领域’和‘作者领域’视为是‘相互独立并对立存在的两个领域’来看待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8}公共领域并非是一个和版权相互隔离的地带，传统的“知识财产”和“公共领域”二元分离的看法显然是掩饰了公共领域“公众”和版权“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真实认知。“与公共／私人二元划分的逻辑结构不同，‘公共领域’通常是为‘私人财产’服务的”{9}，并且，“二者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深深根植于整个知识产权的历史和经济学当中”{8}96

　　因此，如果没有了公共领域的外部生态，版权迟早将因作者和公共领域之间的不和谐而遭受来自“公共领域”退变的惩罚。实践也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上个世纪的晚近以降，我们之所以遭遇了比历史上的第一次“圈地运动”更为严酷的“文化圈地”{10}，问题就在于我们严重忽视了公共领域对人类自由文化衍生的重要性。

　　总之，在版权法领域一旦我们将“版权”和“公共领域”对立起来，并以一种“商品主义”的计量方法来测试作品价值的话，其结果必然是没有确定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法律留下的一个“自然之领地”的公共领域—经常性地牺牲在了权利人对知识“财产”渴求的欲望之下。就像学者博伊尔（James Boyle)曾经所说的那样：“当今时代，在对信息问题进行经济分析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以及漠视来源的以‘原初’作者为中心的财产权模式和对‘公共领域’作为一种整体的重要政治性的忽视……这些都促成了我们保存人类‘公有领域’能力的彻底消失，首先是从观念上，渐渐地是从事实上消失了。”{11}因此，倘若我们想要很好地反思版权系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通过侵蚀社会创造力的方式”{12}来实现对“公共领域”的蚕食鲸吞的话，我们惟有回到制度之根本，以省察隐藏在版权扩张之后一系列制度理念失范的来路，从而为版权法上“公共领域”的原始回归和重获兴起找到一条真实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