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病不择医：日本环境权说形成的现实需求
    时空压缩给战后的日本带来的不只是事务处理上的时间紧迫和空间上的拥挤，也是沉重的灾难和难以克服的矛盾，而这些灾难、矛盾成了环境权说在日本落地生根的现实需求——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无奈选择。
    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社会遭遇的最严重的困难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破坏之间的矛盾。在美国政府的监视与指导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上重建经济，对日本社会来说是十分艰难的。然而，凭借着逆境中奋发图强的精神，以及体现生存本能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日本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上至政府部门中大权在握的官僚机构，下到产业界、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在思想意识上形成了维护国民整体利益的高度统一。在依然保留着传统阶层构造的日本社会中，处于日本权力机构金字塔顶层的大藏省和为制定政策而被政府推向前台的通商产业省这两大官僚机构主导了日本战后重建的产业政策。它们要以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缩短日本与榜样国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在产业界的密切配合下，这样的产业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在经济恢复期（1945 年— 1960 年），倾斜式生产方式成了这个时期产业政策的核心，而钢铁煤炭被列为重点产业。在此基础上，50 年代后期的产业重点扩展到合成纤维、石油化工、机械、电子业等创汇较高的加工产业。步入以产值和利润为中心的高速增长时期（1960 年— 1973 年）后，产业结构由轻工业转为重化工业。扶植劳动生产率高和收入弹性较大的重化工业，提高产业竞争能力被锁定为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
    积极赶超的政策是成效卓著的。60 年代至70 年代的十多年时间里，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超过10% 的速度一路狂奔，其增速远超过美、英、法、西德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然而高
效整合、精心规划出的经济高速增长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却起了催化作用，使得时空压缩的特性在这片土地上产生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强烈。在战后极为短暂的时间内，日本工业迅速向沿海的京滨、阪神、中京、北九州四大工业区集中，以至于在不到日本面积2% 的土地上集中了全日本70%的工厂。大量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聚集。1950 年— 1955 年，日本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突破50%，1960 年则达到64%，1970 年更是一举升至72%。要知道，美国达到同样的城市人口比例花了100 年—— 4 倍于日本的时间。也是在60 年代至70 年代的10 年间，日本单位国土面积上的汽车数量和能耗量以远超过西方各国的增长率飙升。从60年代中期起，其绝对数值跃居全球第一。自此之后，日本不仅一路领先，而且与各国的差距不断拉大。1965年的全国石油消费量比10 年前翻了10 倍。在此后的5 年间又翻了10 倍。经济增长如此迅速、集中，必然导致城市人口的激增、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不平衡加剧，而其更直观的表现是大气、土壤、水源等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大型矿害、工厂公害、都市公害、水污染公害等大量公害事件的频繁发生。
    面对极度挤压的时空所酿造的铺天盖地的公害问题，日本政府不可能无动于衷。在1967年—1972年的5年间，全国环境保护预算经费增加了近5倍。地方政府与企业间的公害防止协定缔约数也从1965年的接近于零到1971 年陡增至982 项。地方公害防止条例的制定数量70 年代初与10 年前相比翻了10 倍多。在政府各部门中，以国民卫生和福利为本职的厚生省一马当先，在环保政策制定的最前沿不歇奔走。即便是制定产业政策的通产省也没有完全站在反对环保行政的立场上。在许多公害防治对策的研究上，该省利用技术专家方面的社会资源优势，常常比厚生省反应更为迅捷。不少地方公共团体早已注意到了公害问题的严重性。就连与财阀及大企业有着铁三角关系的执政党自民党，也意识到公害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恶果，并因而在党内设立了公害部。凭借重视环保的政治理念获胜当选的佐藤荣作首相决意要纠正高度经济增长下的扭曲现象，不仅一手促成了《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出台，而且还果断成立了中央公害对策本部，召开“公害国会”，创建环境厅。厚生省公害科官员对企业界讲过这样一番话：“请你告诉我，世界上哪个国家具备与日本新兴大工业地区同等工业规模、同等人口的例子？如果没有，我们只好严格执行管理了。”这话可以代表当时政策制定阶层对环境保护的要求。
    然而，日本政府的环保政策或者环保愿望却不得不在“为经济发展让步”的巨大压力下处处遭受挤压，以至于使日本无法形成稳定的环保政策，难以保证环境保护措施的连续性。环保政策面对的压力来自多个方面，这些压力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政策制定的几乎每个部门的每个环节。企业对环保政策的反对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是在当地居民因不堪忍受环境污染之苦而发生骚乱的情况下，在政府官员为平息骚乱紧急赶往现场的情况下，石油联合企业依然漠然视之，以至于政府官员不得不感叹政府对这类矛盾束手无策。尽管一些县市政府和公共卫生人员一直在为公害预防而不懈努力，但这种努力毕竟敌不过重油火力发电站和自动化工厂等产业的重要性。在制定有关石油联合企业的环保政策的过程中，负责官员无时无刻不得不面对当地议员的强烈抗议、地方公共团体对地方产业振兴开发计划的殷切要求。政府各部门之间对环保的态度显然是不一致的。当厚生省向建设省的城市规划科申请对四日市的公害和管道铺设等问题再行研究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城市规划道路已最后确定，没有再研究的余地。”在与通产省、大藏省、自民党、运输省、建设省、经企厅等政界力量的博弈过程中，厚生省不得不承认，面对各方对公害对策的竭力压制，自己“通常处于劣势的、孤立的地位，实际上毫无胜算可言”。主管福利卫生的厚生省与主管产业发展的通产省虽然都从事着公害防治工作，但实际操作中的合作共管却是矛盾重重。通产省的公害防治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其与厚生省共管的潜规则是“环境与经济相协调，否则不予合作”。对这种合作的更加直截了当的表达是：“公害防治可以共管，但资金由厚生省负责！”就是因支持公害防治而当选的地方公团“革新首长”也是一面摆出环保斗士的姿态与保守派公开对立，以便赢得民众支持，一面在放宽污染排放规制方面暗地妥协，用诸如“对不起，这就是政治，请理解”之类的私下道歉来敷衍他的支持者。
    毫无疑问，更多的压力来自政界背后的各大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寻求经团联、经济团体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各地产业协会在公害防治政策上的支持可谓举步维艰。经企厅主导下的“水俣病综合调查联络协议会”的几次调查都因民间组织、地方团体的不配合而最终不了了之。通产省更多的时候是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它常常以经团联和铁钢联盟等集团反对为由，指责某些环保政策将导致费用昂贵、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降低、物价上涨、失业率提高等。
    来自各方的外部压力已经使得环保政策的制定者感到迷茫与力不从心，而事实上经济优先的压力也同样来自厚生省内部。尽管该省实际上只能对“短时间内无法带来利益的负担”制定公害对策，但其负责人依然经常性地遭致省内上司和同行的指责，诸如“我们给经济增长拖了后腿”、“最好不要太下功夫”、“公害是个不祥之物，尽量别去碰它”等。如此巨大的压力让那些热心环保的人们也不得不考虑“尽最大努力维持人际间关系、组织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