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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环境权学说被公认为形成于20 世纪70 年代初。我国学界比较普遍地接受这一“公认”的结论，因而很少有人再对日本环境权学说的形成过程做追溯性思考。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回顾工作却是十分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决不在于让我们了解其形成过程的更多细节，而在于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学说的根底有多深，其科学性有多大，进而可以帮助我们用更理性的态度对待形成于日本的这个学说，以及作为这个学说之源泉的那些学说。
    日本环境权说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特别的压力下形成的，是仓促出炉的并不成熟的学说，它的出现是一种具有时空压缩特点的文化现象。

    一、时空压缩：日本环境权说形成的特殊背景
    要想对产生于20 世纪70 年代初的日本环境权说有更深刻的认识，必须把它放回到其形成过程的背景下，而“时空压缩”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特殊的背景。
    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概念是西方学者在全球化研究中首先提出的。在此基础上，对后发展国家社会问题的关注促使社会学家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对这一概念做了延伸性使用。他们指出，西方世界在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所表现出的扩张性促使其无孔不入，无时无刻不试图把它的触角伸到它有可能控制的领域，带着先进文化的标签在世界各地堂而皇之地推行其文化，致使那些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上处于劣势的后发展国家的文化被迫退到边缘地位。与此同时，当后发展国家试图加入先进国家的整体发展体系时，却又强烈地感受到那个发展体系中的游戏规则、利益关系、是非标准，甚至话语系统都早已被高度“中心化”，这些后发展国家要么挤进其中遭受挤压，要么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受打压。换言之，西方国家在其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逐步出现并逐一获得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而产生的寻求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增长后作为成长代价出现的环境资源问题，以及作为问题解决方法的理论救济问题等，后发展国家都注定要在显然短暂得多的时间和狭窄得多的空间中加以解决。总而言之，后发展国家所处的时空是被压缩的。
    把战后日本所遭遇的社会发展问题纳入上述时间和空间的对话框内加以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个后进性文化模式的国家在当时的经历表现出了十分典型的后发展国家的时空压缩特性。20 世纪中叶，沐浴战争炮火后的日本在占领军和美国政府的监视下，忍辱负重地吸收来自美国的经济文化，以换取成为美国远东地区“盟友”的地位。当依赖美国成为日本惟一的选择时，日本国民显示出了惊人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把美国经济文化作为先进舶来文化进行文化吸收的社会思潮在全国上下迅速蔓延。后发展国家日本就是在这样的思潮的浸润下为自己树立了最主要的赶超榜样。承担着为国际贸易和国内产业发展制定产业政策任务的通商产业省，以及实际控制整个国家金融命脉的大藏省成了战后日本社会“经济优先”价值取向的缔造者。出于对国家产业走向的长期性、整体性战略需要，在它们的影响下，日本实行了有步骤的、富有计划性的、牺牲局部保全整体的产业政策。日本在那段岁月里的经济发展成效是世界公认的，其“经济优先”产业政策所获得的成功也是毋庸置疑的。战后一片废墟的日本只用了十年多的时间便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并在20世纪60年代一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缔造了这个后发展国家最引以为豪的经济神话，成为世界众多后发展国家争相学习的榜样。
    然而，面对经济的迅速增长，日本社会甚至还来不及为刚取得的一点成绩沾沾自喜，一个突如其来的文明的灾难——环境危机已经降临。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几乎就在日本社会进入高速经济增长期的同时，环境危机在日本全面爆发。一时间，日本变成了著名的“公害先进国家”。日本国民终于发现，政府出于帮助本国摆脱战后贫困与落后局面的公益性目的所出台的一系列产业结构政策，包括煤炭产业政策、钢铁产业政策、重化工业政策等，实际上正是造成严重公害的罪魁祸首。在这片本来就空间极其狭窄的国土上，空气污染、水质污染、交通建设、联合工厂、海岸填埋、新兴产业都市化、既存工业都市扩大化等问题对日本国民的生存空间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持续侵蚀。日本还远没有为摆脱经济落后地位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就已经为经济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遭到了来自环境的极大约束和强烈“反扑”。实际上，她所遭遇的环境问题已然涉及到了对人类整体文明的评价。这样一项即使在经济已经获得足够发展时空条件的西方世界都显得极为艰深的课题，让日本在兼顾经济发展这个在当时远没有解决好的课题的同时予以解决当然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几乎同时，正在经济发展和环境危机的矛盾之间苦于无所适从的日本社会却意外地发现，解决环境危机的良方似乎已经摆在了眼前。眼睛一直紧盯着先进国家的日本社会注意到，作为日本舶来文化的起舶港的美国、欧洲也出现了环境危机，那些“港区”也在忙着应对这种危机。而让日本社会再次感到惊喜的是，起舶港的人们，日本人心目中的先进的人们已经找到了应对这场危机的办法。这个办法的精髓就是环境权学说。1960年，原西德的那位佚名医生的控告不是引发了将环境权追加进欧洲人权清单的大争论吗？这场争论不是已经在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吗？1966 年的联合国大会不是也就人类环境问题进行了第一次辩论，并就某些问题达成了共识吗？美国不也在60年代掀起了一场公民要求保护环境的争论，并由此引发了萨克斯（Joseph L. Sax）教授以公共信托理论为根据的环境权观点吗？总之，在日本社会看来，从欧洲到美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有关于环境权的议论，而美国这个毫无疑问的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似乎已经把环境权镶嵌进了法律，把理论上的环境权变成了法律制度中的环境权。既然解决危机是刻不容缓的，而“答案”又看似现成，那就开始继续日本这个后进性文化模式的国家所擅长的学习吧。于是，日本社会便学着用环境权来解决日本的环境危机。
    1970年3 月，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及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最终采纳了出席此次会议的萨克斯教授等与会者的意见。宣言称：“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在同年9月召开的“日本律师联合会第十三回人权拥护大会”上，大阪律师团在其提交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环境权”，并在此后的研究成果中将各种有关环境的权利称为“环境权”。就这样，在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中，经过日本法律界的简单包装，环境权说就正式宣布诞生了。
环境权说在日本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后发展国家在不可回避的时空压缩条件下对落后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环境代价问题、理论救济问题这三个原本应该逐一加以解决的问题的一次“集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