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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案例一：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被告人袁荣会指使、教唆未成年人刘某某、袁某某采取“散布隐私”、“注射毒针”、“拍裸照”等威胁手段，先后多次强行将贵州省习水县中、小学女学生张某、肖某、范某某等10人（3名女童、7名少女）先后带到袁荣会家中，由袁荣会联系被告人冯支洋等7人嫖宿。其中5名为公职人员。（以下简称贵州习水案）

　　案例二：2013年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市房管局职工冯小松分别带十一岁至十四岁的6名小学生到酒店开房过夜。5月15日，海南万宁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猥亵儿童罪逮捕陈在鹏、冯小松。5月24日，万宁市人民检察院以强奸罪向万宁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以下简称海南万宁案）

　　在贵州习水案中，被告人冯支洋等7人嫖宿幼女的行为，令人发指，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由于幼女是被威胁所致，并非自愿，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冯支洋等7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奸淫幼女型强奸罪。而由于冯支洋等7人支付了一定数额的嫖资，一些学者主张将其行为认定为嫖宿幼女罪。最终，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嫖宿幼女罪对冯支洋等7人处以刑罚。

　　在海南万宁案中，由于存在犯罪嫌疑人陈在鹏被6位女生打电话主动相约以及留下1000元钱的情节，所以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问题，则存在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并未发生性行为，应当认定为猥亵儿童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幼女不具有性行为能力与认识能力，因而不管幼女是否“同意”发生性交，犯罪嫌疑人与幼女的性交行为，都是侵害其性自由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强奸罪；第三种观点认为，由于6位女生有主动联系的情节，且犯罪嫌疑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因此应当认定为嫖宿幼女罪。

　　我国1979年刑法中并未规定嫖宿幼女罪。1997年刑法修改过程中，一些学者建议将嫖宿幼女行为单独规定为一罪。其中，部分学者是基于犯罪人人权保障的理念，认为幼女自愿实施性交易的行为，幼女存在被害人承诺和被害人过错的情形，应当区别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也有学者是基于被害人保护论，认为设立嫖宿幼女罪是为了严厉打击嫖宿幼女的行为、为了更好地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后来，刑法将嫖宿幼女罪单独规定为一罪。但在之后的司法实践中，此罪名却频频遭到质疑：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有着怎样的关系？嫖宿幼女罪是否有轻纵犯罪人、不利于保护幼女权益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