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厘清文化危机的诸多原因时，我们要分清哪些因素是引发文化危机的外部因素、次要因素和偶然因素，防止将某些因素无限放大乃至扩大化的倾向。如其他论者所言，引发文化危机的原因还有：文化自身反文化因素的嚣张③、以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为主的生活方式的危机④、文化自身的衰败⑤等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有效运转都是在多维支持系统的“合力”下得以进行的，文化亦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不同历史时期引发文化危机的原因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并应有针对性地找出危机带来的危害和发掘其应对之策。

二

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任何危机的发生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震动、混乱乃至颠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等皆概莫能外。作为人类精神生产之大成的文化，属于社会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对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生活以及由大众认知、社会习俗及道德风尚所形成的主流价值观产生一种撕割、断裂、注销感;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冲击，瓦解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文化心理基座，进一步放大文化危机的社会扩张效应，致使社会信仰坍塌、规则失序、公众焦虑重重、恐惧感倍增。

在文化危机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它使人们精神迷失与心灵遭受重创——直接威胁到传统文化的存续抑或废止，最明显的表征是原有传统文化的血脉萎缩，以至“礼崩乐坏”。当文化危机来临时，处于原来文化系统里的文化精英们(即原有传统文化守护者)，其所经受的创伤与打击通常是刻骨铭心、撕心裂肺的。因为既有文化系统的崩溃，无异于生活其中的人们的文化脐带断裂、精神家园丧失。作为文化精英中的人们，当其精神与灵魂无处可依，做孤魂野鬼式的无根飘荡时，迷茫、无助、彷徨乃至绝望之情会抓挠着他们的心绪，且一旦他们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丧失信心时，原有文化的守护者极易为既有文化体系的湮灭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清末明初，某些或美曰为有气节，或贬曰为冥顽的士大夫，甚至像王国维那样的被尊称为国学大师的人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现象，便是旧文化的守护与守望者受到重创的典型表现。”15-16文化危机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冲撞、挑战也是十分明显的——对于社会普通大众来说尤为如此!文化危机期，由于人们原有的文化观念“分崩离析”且与新的社会实践发生严重冲突，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为主体的新的文化观念仍未产生，或即使产生但尚未被人们所广泛认同与接受——在新旧文化观和价值观处于胶着、接榫、耦合、交替时，社会民众往往处于文化观上的“断奶期”和价值观上的“失恋期”，产生无所适从、无家可归之感。人们踯躅独行于价值观失序和文化观颓败的心灵沙漠上而难以自拔，社会民众在苦苦追索中，跋涉于重建属于自己精神家园的漫漫征途!

当文化危机到来时，因原有的社会主流文化观和价值观处于裂变、弱化、消遁中而新的社会主流文化观和价值观尚处于发轫、磨合、孕育中，这时，整个社会因缺少主体文化精神的认同、协调、凝聚的聚合力和加固力而映射在社会层面就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失序：规则践踏、道德失范、信仰沦丧。这充分显示了文化是社会遗传的一种形式的功能。当然，因为文化危机而引发社会整体失序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常见的，而且是与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形态变更有内在的某种契合度。在春秋末期，周礼文化之要旨的“纳上下于道德，而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⑥的礼制文化的危机，在周天子权威失坠的同时，诸侯蜂起，中原逐鹿。据《史记》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在新的社会主流文化形态尚未形成之际，文化的聚拢力处于游离状态，社会大环境无序，征战频仍。在战国250余年间，有记载的大小战争220多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篓上》)进一步确证了文化危机中社会价值观失序状态下，文化聚合力对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无形的影响。在古罗马帝国后期，罗马文化所内蕴的: 质朴务实、融会变通、统一综合⑦的创造性特征逐渐被日益增长的消费文化⑧观念所裹挟，“伟大属于罗马”的厚重辉煌的罗马文化面临着危机。当然，这里的罗马文化危机也是与帝国后期积重难返的社会政治****、经济衰退有着千丝万缕的缠结，但罗马后期的昔日希腊、罗马“较为理性化的思想则受到否定”[12]294可以看作是罗马文化危机的重要症候，在蛮族铁骑的入侵下，昔日盛极一时的罗马文化连同帝国的灭亡，已成明日黄花湮灭在人类历史的尘埃中。

在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后现代的当下，文化危机之影响面已超越国界，文化危机易产生“蝴蝶效应”。在现代性大幕下，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使人们在追逐日益丰盛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声色各异的消费动机使人们满足于角力日常生活的感受体验与感官期待，并使“这种期待已经转化为普遍的‘应享意识’, 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一场不断高涨的应享革命。”[13]69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在“想要得到的和能够得到的东西之间、在我们实际的地位和我们理想的地位之间造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鸿沟。”[14]58同时，因由“人的无限的强烈的愿望在人的有限的可能性面前成为泡影。”[15]427在欲望膨胀、异化凸显的境遇下，在“丰满的”理想和“骨感的”现实的挤压中，我们却被重重的焦虑所裹挟、簇拥——日常生活之丰富的多维向度却被日益窄化的算计思维和效益最大化的功利原则淹没、切割、宰制——文化自身内蕴的真、善、美的价值旨归则渐趋弱化，推进文化发展繁荣的实践者的主体认知感和主体意识却处于缺场的境地——人们的躯体游走于日益丰腴的物质文明的大道上，而灵魂却踽踽独行在精神文化的荒漠中寻找心灵的栖居、皈依之所!在全球化场景中，文化软实力往往在以经济和军事为主的硬实力的掣肘下成为西方某些大国推行其意识形态和输出其主流价值观的便道。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普世(适)价值”的争论，就是西方大国将区域性的一己文化模式和价值规范扩展为在世界上通行和遵从的思想文化圭臬，成为新的极权主义的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施行者与推动者。这与摒弃同质化、秉承文化多元、相互鉴借、互相尊重、深入对话，以促进人类文化根基共同繁盛的大势相悖谬!

当然，用辩证的眼光看，在任何危机的意蕴中，“既蕴含着危的意蕴，也包容着机的希望，危与机相辅相成、对立统一，没有危，也就没有机，危应该说是机的基础与前提。对于文化危机来说，它虽然给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延续造成了威胁，但通常会给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提供契机。”16回望人类历史，文化转型往往与文化新生和文化重建交织在一起，而文化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新的文化形态诞生的“助产士”，成为文化创新与文化重建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