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西泽，河南固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哲学;

崔丽娜，河南郑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性与公共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批准号：11XZX001)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2XNH192)的初步成果。

在历史长河里，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663-664同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文化“是处于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直接或间接、自觉或自发地为适应和改造自己生存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460而作为构成一个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化，亦有其发生、发展、繁荣、危机、衰退、消亡的过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风险社会的多维时空架构中，文化愈益成为凝聚民族精神、汇聚民族共识的纽带，是标识不同个体的社会心理基因和展示不同个体身份基质的社会遗传密码。一定时期的文化，在其生成过程中，是与构成该文化成长的社会建制、经济环境、文明传承等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在文化成长过程中，文化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有高峰，也有低谷，其间也伴随着文化自身的危机。当文化处于危机时，我们应理性分析产生文化危机的原因，廓清文化危机给文化发展带来的危害;并有效整饬危机中的有益因子，合理、审慎地应对文化危机，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为新一轮的文化重建寻求出路，使文化薪火相传，血脉赓续，泽被久远。

一

后工业社会的悄然来临，使“危机”成为一个与现代社会紧密相连又难以割舍的语汇;名目各异的“危机”似乎与风险重生的后现代社会有着不解之缘。而文化危机便是诸多“危机”中的一种。在正确厘定“文化危机”的意涵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文化的本质做一详细澄清。文化通常在“广义”和“狭义”两个意义域上使用，广义的文化即为人化，它“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而狭义的文化“特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503亦是指由“知识、信仰、哲学、法律、道德、艺术、风俗习惯等组成的观念形态。”460在本文中，笔者在狭义上谈及文化——认为文化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产。在廓清文化危机之基本含义时，我们应该把其放在大的社会生产的宏阔视域下予以考量。据此，我们认为，“文化危机是社会危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或方面，文化危机的根源在深层次上同样来源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是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尖锐化在文化精神方面的反映与表现。”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实践中，具而言之，“文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原有的文化系统与文化价值观念不适应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与生活变化的要求，人们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实践的变化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与对立，从而使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精神上陷入困惑与迷茫，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与丧失信心，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延续受到威胁与挑战的一种表现。”14欲透视文化危机的本质，就应跳出就文化言说文化的藩篱，从社会生产方式、政治建制、生态发展等社会有机体的大视野下，来审度文化危机的相关问题。

单纯论及“危机”，指“危险的根由;严重困难的关头。”1412就文化危机而言，即指文化在发展中其自身所处的一种主体价值弱化、濒临消解边缘、遭遇难以克服的挑战和经受不可逆转境地之状态。综览人类煌煌文化史，任何一种文化的嬗变、跃迁、颓败、衰亡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有着很深的缠结。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335据此，在厘清文化危机原因时，我们必须把视野嵌入文化所生长的社会大背景下。一般而言，任何危机的产生，都蕴含着一定的矛盾，都是矛盾在产生和解决中熵的释放表征——危机根源于事物自身的矛盾，有来自于事物内部的矛盾，也有来自于事物外部的矛盾，但主要是来自于事物内部的矛盾;即使受到事物外部相关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但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因素而起作用。危机来源于事物自身各相关因素间的冲突与对立，“从可能性上看，一切事物与现象中都存在着产生危机的风险。然而，也并不是任何程度的矛盾与冲突都会导致危机，一般来说，只有当事物与现象中存在的各种内、外部矛盾与冲突达到极其严重，陷入难于缓解，无法妥协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危机。”14回望中国文化史，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危机，皆发端于当时的社会危机——当时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发生了裂变。如春秋末期，在奴隶社会内部，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诸侯力量增强，周王室式微，倚靠周天子权威建立的井田制也颓然退出历史舞台。春秋末期，诸侯不朝且云合雾集，竞相争霸，以致“礼崩乐坏”，使“制礼作乐”①和“尊礼文化”②的周朝宗法文化危机重重，几近走到历史的尽头。在世界文化史上，与古希腊文化比肩的罗马文化，在尚未步入文明之境的日耳曼蛮族的铁蹄蹂躏下，随着公元前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罗马文化遭受了致命的重击，陷入深重危机中，“蛮族人的到来意味着古典文明的破坏和践踏，他们看重的是土地和人口，罗马帝国的那一套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对他们没有多少价值……一切有形的罗马帝国文化产品都遭到蔑视和践踏。”48且罗马“文明中的城市生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无论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准，还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准都下降到了一个极其地下的水平，文明出现了倒退。

正如一个复杂事物自身蕴含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一样，产生文化危机的原因也是多重的。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一定时空场域中人们的实践方式经由历史的沉淀形成一些较为固定的惯习和行为模式，当这些惯习或行为模式一度升格为一定历史时空中的行为范导时，映现在文化层面，就促成了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形成。在主导性文化模式形成之初，该文化模式一度在社会生产层面和社会建制及社会风尚的引领上都会彰显其正向价值。但随着时间推移，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一步步的保守、凝固、超稳定、疲软和乏力中失去自身的优势，并成为文化本身“自净”和发展的桎梏——往往成为新的文化危机之始因。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发展历程即为明证——文艺复兴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逐渐成为西方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在高扬理性主义的巨麾下，人的主体创造性得以近乎完美的彰显，在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社会人们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条件的同时，充分昭示了文化发展和繁盛对当时欧洲社会乃至西方世界的巨大贡献。然而，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后续发展中，技术理性主义开始膨胀、肆虐，在单向度的技术霸权宰制下，异化使人的主体性价值渐趋弱化和消解，“现代技术就不再是某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和取舍的、现成的和中性的工具，它正在成为一种渗透和扩展到人之生活的所有领域，自律地和失控地运转的独立的力量，并且还促使一些普遍的异化的社会力量失控发展。”[9]99如此一来，“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开始成为消解人之主体性的超人的力量，并导致了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使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文化活动转变为商品化的以消遣和操纵为宗旨的、非创造性的‘文化工业’。”[9]87在物欲的扩张下，价值的失落、对自然资源的大肆劫掠和日常事务中人际关系渐趋物化、商品化，显现出人性的冷漠，“人们对支配物的追求意志越强烈，向外部世界攫取越多，自我也越迷惘，内在的灵性也越少。”[10]7理性主义文化原有的崇尚人文、浓聚温情、彰显人性的文化禀赋随着“理性的失落”慢慢消失殆尽。在中国，至战国以来的以“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11]89但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尤其是晚清以来)，这种文化模式蕴含着深深的危机：文化自身的除旧能力弱化和布新功能锐减，已与当时的以新科技革命为经济基石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的世界大势渐行渐远，在统治者继续闭关锁国和“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伴随着近代以来以民族危机为主导的社会危机，民族文化也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而不能有效的自觉。